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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港发展史略

来源:政协宁波市委员会  2016-07-18 17:37:19  我要评论(0  

导读:

宁波港是中国最古老的港口之一,春秋时期称句章港,唐朝称明州港,元朝称庆元港,明朝开始称为宁波港。宁波简称甬。

宁波港是中国最古老的港口之一,春秋时期称句章港,唐朝称明州港,元朝称庆元港,明朝开始称为宁波港。宁波简称甬。

宁波港位于东海之滨,中国海岸线的中段,扼南北水路之要冲,前方有舟山群岛为天然屏障,后方为四明山和天台山所环抱,四明山向东延伸到镇海区的澥浦附近伸入东海,形成了宁波市与舟山毗连海域的岛屿,天台山余脉的太白山,在北仑区柴桥附近伸入东海,形成了舟山群岛。这里的海岸带基本格局,早在7000前已经形成。镇海口以北至横塘的海岸,具有利于发展浅海养殖、海水晒盐事业的泥质沙岸。镇海口以南至北仑区郭巨镇峙头角的海岸,岸线曲折,岸滩稳定,水深湾阔的岩岸,是建设深水良港的理想之地。镇海口内的甬江,江面开阔,水深流稳,可通3000吨级船舶,是一个优良的河港口岸。

从宁波港出发的船只,有二股天然动力可利用:其—,北赤道暖流从南方流来,经过宁波港口外的东海流向日本,北冰洋寒流由北而来,绕过日本经过宁波港口外的东海南下,两流背向回流;其二,宁波港的气候是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多刮西北风,夏季多吹东南风,风向随季节不同进行有规律的转变。唐朝大中元年(847年)明州商船利用上述的季风和洋流,从明州港(宁波港)出发,顺风顺水地航行,三昼夜到达日本值嘉岛,创造了帆船时代最快航速的记录。

以上所述的宁波港得天独厚的天时与地理优势,早在6000年前,河姆渡原始居民就开始开发利用,进行航海活动。宁波人的祖先,为了不辜负这样优越的地理环境,几千年来,化尽心血,历尽艰难,开发港口,发展航运事业,在港口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其中,有光荣的功绩,也有屈辱的记录;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有顺利发展的实况,也有曲折停滞的记载。了解一下宁波港的历史,必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宁波的历史和今后发展的趋势。为此,我把所阅所见所闻的有关资料,整理成文,简述如下,供大家参考。

创建于春秋后期

宁波的造船和航海事业发源地是河姆渡。河姆渡在余姚江北岸,距宁波市区约有25公里,今属余姚市罗江乡。1973年在那里发现新石器遗址,考古学上把这个遗址定命为河姆渡文化①。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六支木桨和许多淡水动植物以及鲨鱼、鲸鱼等海生动物的遗骸,还有陶制的船模等。经过考证,大约在六七千年前,住在河姆渡一带的原始居民,已经能制造船桨,使用舟楫,航行于河湖港湾和近海进行生产活动。也证明了河姆渡是宁波造船和航海事业发源地,河姆渡原始居民的航海活动是中国最早的航海活动。

随着社会、技术的进步,浙东地区经济的开发,越王勾践于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后,“以南(东)疆句余之地,旷而称为句章,以章封伯之功以示子孙”②并开拓建城,成为港口。句章港址在城山渡(今宁波市江北区乍山乡城山渡村)。东距三江口(今宁波市区)22公里,西距河姆渡约三公里。溯姚江而上可达余姚县城,顺流可入甬江经镇海大浃口入海,是越国重要的通海门户。越王勾践开辟句章港是为了发展水师和加强与内越和外越联系。自建成后一直以军事活动为主,在经济上只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换活动,没有发挥过重要作用。从战国到隋朝近千年中,从句章港出发,进行海上军事活动,在史册上是屡见的,但进行海上贸易的记载,在史册上很难找到。甬江流域最早的港口——句章港,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军港之一。

发展于唐、宋、元三朝

唐朝建立后,宁波地区经济发展较快,需要有进行跨地区贸易的港口。当时宁波地区有三处可以被选作以贸易为主的港口港址:其一,是鄮山山麓的鄮廓,又名同谷,也称鄮城(在今宁波市东面,鄞县宝幢镇附近)。秦朝以前已是甬江流域居民与海岛居民进行贸易的场所。秦统一中国后,设置鄮县,加强管理。可是,鄮城通往东海的小浃江,短而窄,难以发展为对外贸易大港;其二,四明山山麓的小溪(今鄞县鄞江镇)。那里水源充足,物产丰富,可是比较偏僻,虽然有奉化江支流鄞江通往小溪,但不论东行出海,还是西去余姚、会稽水道,都不十分便捷;其三,是甬江、余姚江、奉化江汇合处的三江口(今宁波市区)。当时是最有利帆船运输之地。但港口易址初期,三江口一带平原还没有开发好,还是“泻卤之地”。所以,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政府在宁波地区设置明州时,州治(州衙门所在地)不得不设在小溪附近的悬磁。(今鄞县鄞江镇悬磁村)。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开始,在三江口南面开凿小江湖(日湖和月湖),东面修筑广西湖(东钱湖),西面修筑广德湖等等,并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提高了蓄淡、抗旱、防盐害的能力,解决了三江口一带日益增加的居民饮水问题和供应出海船只的淡水问题。唐政府终于在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把明州州治迁到三江口,并大力建设港口,对内疏通杭甬运河,对外开发高丽和日本以及南洋各地的航线,使明州港址在三江口长期稳定下来,发展成为著名外贸港口。

北宋建立时,明州港已呈现出繁荣景象。北宋政府为了加强对明州港管理,于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在明州正式设置市舶司③。市舶司是管理港口的海外贸易及有关事宜的一揽子管理机构,类似近代的海关。下设市舶司作为业务机构。此外,还有市舶库(贮存进出口货物的仓库),海运码头,高丽使馆和波斯馆(宾馆)等作为它的附属机构。市舶司的主要任务是“抽解”④(征收港口税)“抽买”(以官价收买)“禁榷”(专买)等。因此外国商船到达港口时,必须立即向它报告,由它派员上船检查。它的特殊任务是:“迎送、招待住舶蕃国海商,晓之来远之意,以通异国之情,招徕海外之货”。当外国船舶来去之际,市舶司支送酒食,举行“燕犒”。这对结好睦邻的外交工作和发展海外贸易都起过重要作用。

与设置市舶司同时,北宋政府还制订国内商船往外国贸易,必须办好签证手续后才能放行的制度。并限定明州港为去日本、高丽的签证发舶的特定港口,全国各地去日本、高丽的船只,必须先到明州港办理手续后,发舶放洋。明州市舶司的创设和这个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民间的港口贸易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明州港因此进一步繁荣起来,正式成为当时的国际贸易港口。

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定都临安(杭州)。杭州成为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不少外来的船舶,因钱塘江浪大潮高不敢直通杭州,大部分货物是由明州港转运。当时的南宋政府为了解决财政的重重困难,采用发展海外的策略,制订了对外开放的各种优惠政策和办法。如:

1.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以宾礼相待。到港时,市舶官员前往码头欢迎,归国时设宴欢送。在明州专门设立远驿(外商招待所),生活上给予各种照顾。

2.外国商船商主,如遇失踪或死亡事故,市舶官员负责清点并保管其财物,待其亲属领取。外商若受到官吏敲诈勒索,准许越级上诉,“违法抑买者……计赃罪之。”外国商舶,如遇风水不测,船破桅坏等,即可免税。

3.本国商人出洋贸易,如遇到灾难者可免税。招来外国商人来宋朝贸易“抽解”货物,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⑥官员如有破坏外贸,“要受处分” ⑦。市舶官员“抽买”成绩显著,可以升官。

在南宋政府的政策鼓励下,加之明州商人善于经商,明州的江厦码头,风樯林立,“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丽,商舶往来,物资丰衍”⑧, 呈现出空前的盛况。当时从海外进口的货物已达160余种⑨。明州港成为了全国四大港口之一。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占领定海(今镇海)与明州城后,在宁波地区设置庆元路(元朝的路是比府更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划),接着,设置庆元市舶司,着手进行庆元港的恢复发展工作。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灭掉南宋后,立即推行比南宋更为开放的外贸政策,在承袭宋朝外贸政策基础上,增加了允许外国商人“其往互市,各从所欲”⑩免除舶商(本国从事外贸的商人)家属差役等等鼓励外贸的措施。此外,元政府还对各地市舶司进行多次整顿,并于1292年和1298年先后二次进行规模较大的撤销、合并或提高等级、扩大贸易范围的大调整;杭州港因钱塘江潮大浪高,外舶罕至,逐渐衰落,将杭州市舶司并入杭州税务;庆元港发展快,将温州、上海、澉浦三处市舶司并到庆元市舶司,并升为直接隶属于中央的中书省之机构,成为与泉州港、广州港并立的元朝三大对外贸易港之一。

庆元港不仅是对外贸易港,而且是元朝的重要军港。元朝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海上远征活动,其中二次是从庆元港出发的。其一,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都元帅哈剌●从征日本……遇台风舟回,还戍庆元。11”这次远征日本,从庆元港出发的战船有三千五百艘;其二,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征爪哇,会军庆元,登舟渡海” 12。这次远征从庆元港出发的有士兵二万,战船千艘。为了准备大规模远海征战,庆元港修建了不少码头、仓库、造船工场,扩大了港口范围,增添了许多航海设备,为庆元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庆元港也是元朝海漕运输起航点之一。它的有组织、有计划进行海漕运输,是在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开始的。其航线是从庆元港出发,沿海岸北上,到江苏刘家港与其他地方来的漕船汇合,组成百艘以上的庞大海漕船队,越东海、黄海、经渤海入海河,到大都(北京)。庆元港海漕运输开通后,北方商人和商船逐渐在庆元扎下根,为北号商业船帮的形成奠定基础,也为后来宁波港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贸易中转港打下基础。

由此可见,元朝的庆元港是以外贸为主的商、军、海漕运输的多功能海港。当时进口的货物达220余种13,大大超过宋朝。与庆元港进行贸易的有日本、朝鲜、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呈现出“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14的繁荣景象。

受阻于明、清时期

吴元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改庆元为明州。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为避明国号之讳,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明州为宁波府,宁波港的称谓也由此开始。

明建立后,为防止因战败而逃到沿海岛屿或海外的元朝将士以及倭寇的侵入,就采取“海禁”政策。朱元璋三令五申“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敢有私下诸蕃互市者,必置之以重法。15”与此同时,对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也严加限制,只允许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以“朝贡”形式来中国贸易,并限定宁波港只能接待日本的贡船。此后,宁波港除了几年来一次的日本贡船外,几乎没有其他国家商船进港了。尤其是明朝嘉靖年间,“倭患”日趋严重,“海禁”也日益严厉,宁波沿海连下海捕鱼与海上航行都在禁止之列。发展中的宁波港,受到这种严重的阻力后,走向下坡,持续时间长达近三个世纪。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严厉的“海禁”毕竟禁不住已经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不法商人挺而走险,在宁波沿海几个偏僻的小港下海,到当时全国最大走私基地双屿港,进行走私贸易活动。

双屿港位于宁波港口南面的佛渡岛与六横岛之间,距宁波府城约有50公里。嘉靖年间,萄葡牙殖民者在那里建筑市政厅、教堂、医院,并设置由萄葡牙人担任的市长、司法官、警官等官员,进行殖民统治。他们与走私商人进行非法贸易,获取暴利,还勾结倭寇和海盗,劫掠浙东沿海的乡镇。明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宁,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派军进攻双屿港,彻底摧毁这个走私基地,清除了在那里盘踞22年的萄葡牙殖民势力。

走私基地虽然被铲除,但私人海外贸易已发展到难以禁止的地步,明政府不得不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正式宣布开放“海禁”。由于“倭患”余波未平,对日贸易的禁令一直没有取消。作为特定的与日贸易的宁波港,仍处于封闭状态,不得不另找出路,把贸易重点转向国内,充分利用宁波港地理位置的优势,加速发挥“南号”、“北号”商业船帮的作用,使宁波港成为中国南北货转运枢纽的转口贸易港。

时隔不久,清军入关,明朝灭亡。清统治者采用了比明朝更为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下了“片板不许下洋”,“禁绝下海船只”16的禁令,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又下“迁界令”,强迫宁波、台州、温州三府的沿海居民,内迁30里。宁波港的海上贸易和渔业生产尽被窒息。

随着形势的变化,清政府终于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颁布“展海令”,驰“海禁”。并于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正式在宁波设浙海关17,对外进行有限的开放。可是好景不长,清政府又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下了半封闭式的命令,只允许西方国家来华商船在广州一处停泊交易,不许一船入浙。此后,宁波港停止了对西方国家商船的开放,贸易重点又转向国内,与国内沿海诸港的贸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北至关东、河北、山东,且溯长江深入四川,兼走湘、鄂,南到闽、广。船只来往,相当频繁。到了嘉、道年间(1820年前后)宁波港又出现了新的繁荣势头,发展到了在可能条件下的最高点。然而,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的魔爪已伸向宁波港,不惜用各种手段迫使其“开放”,促使宁波港的内向型经济循环式发展进入尾声。

扭曲于鸦片战争后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于1840年7月和1841年10月,先后两次侵占宁波港天然屏障的舟山,并于1841年10月13日攻陷宁波府城,派鸦片贩子兼间谍郭士立为“宁波知事”,实行殖民统治达半年之久。

英军侵占宁波期间,大肆焚掠,破坏宁波港口经济,并抢去宁波府库内十七万银元和大量的丝绸、粮食、金银财宝,还勒索了所谓犒军费120万元。撤离宁波时又抢去足供应侵略军二年军粮的粮食和许多船只。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屈辱投降,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又在1843年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根据条约,宁波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被迫向西方列强开放。此后,外国侵略者借通商之名,运用下列手段,把宁波港扭曲成半殖民地性质的港口。

一、夺取主权,建立据点

1843年12月,英国驻宁波领事罗伯聃率领兵船一艘和大小轮船到宁波来设置领事馆。并借口虎门条约中有“凡中国人和英国侨民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之权……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的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的规定,强行夺取了所谓“领事裁判权”,作为在宁波逞凶肆暴、贩毒走私的护身符。

1844年1月,宁波正式开埠,英侵略者强调《南京条约》中有“……在通商口岸,准许英国人携带眷属自由居住”等内容,迫使清政府指定宁波江北岸为“外人居留地”。接着,法、美、普鲁士、荷兰、挪威、瑞典等国,也先后来宁波设领事或副领事强行通商。这些国家的领事大多数是商人或传教士兼的,他们把国际事务大部分委托英国领事代办,驻宁波的英国领事犹如在宁波的洋人总指挥,江北岸外人居留地好象是外国入侵者的大本营。

为了巩固其据点,英领事于道光末年(公元1850年)要宁绍台道官员,拨绿营兵八名,由英国人哥林监带,驻江北岸维持所谓社会治安。1865年又以外国流氓聚众生事,“恐非中国兵勇所能捕”为借口,在江北岸设立巡捕房,招募地痞流氓四十多名为巡捕,由英国人华生带领,处理民、刑案件和在港口码头查缉私货等,这个名义上是“奉道宪设立巡捕房”,但上司不是道台,而是领事。1867年侵略者为扩大巡捕房的权力,设立“会审公堂”,讯办犯人。凡拘捕到案的中国人,轻则拘留,罚金;重则禁闭;再重,施以鞭挞后脚铐镣铐,头背枷锁(俗名头架),帖上封条,写明“罪状”、刑期,站在巡捕房门口示众,长达1—2月之久,日晒雨淋,全无遮盖。还制订了巡捕房章程、条例。规定“领事馆所管外国人,须有该国领事执照方准捉拿”,“如拿获外国匪人即交该国领事衙门究办”等等。还规定“不准宁波居民在沿江及街巷驰马,不准在江边晒晾菜蔬及铺晒木片柴板之类,在江北岸地方宰杀菜牛作坊,只准开设一所,以供外国人食用”等等。

二、霸占海关,控制港口

1861年,英侵略者借口1859年在上海签订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有“邀请英人帮办税务”的内容,派华为士为宁波税务司,强行在江北岸正式成立浙海关(俗称“洋关”),把原设在江东的清政府的浙海关改称为“常关”。常关只能管理距宁波50里外的小关口,如石浦、江下埠等,凡征收国际贸易之税以及国内大宗货物税,都归洋关办理。

洋关成立不久,就设立理船厅(后改称港务长),专门管理岸线、水面、指示船只停泊处,确定港界,建筑码头,安置趸船,考核管理引水事宜等。其职权同港务监督相似,归税务司领导。还制定《浙海关关章》、《浙海关轮船往来宁沪专章》、《宁波口引水专章》等,全面夺取宁波港务、航政、引水主权,使洋关变成管理宁波港的最高权力机构。

洋关建立后,洋货的进口税率就立即降低,他们强调要执行《天津条约》规定的值百抽五的原则,把主要进口洋货的税率比1843年税率降低了30%到65%18。还强制推行条约规定的2.5%子口税率,使洋货进入内地,或洋商从内地收购土货出口,只须交纳一次2.5%的子口税,就可“遍运天下”。中国商人贩卖国货,则要“逢关抽税、遇卡抽厘。”19

国货出口,还要到洋关去申报。申报时要用洋文,办洋手续,层层刁难,只好出钱请报关行代办。因此,宁波港出现了国货出口日益减少,洋货进口快速增加的现象。1865年,洋货进口货值为394.7万海关两,土货出口货值为508.1万海关两。到了1875年,洋货进口货值为618万海关两,土货出门货值为498.4万海关两20。形成了“出超”转变为“入超”的局面。

三、垄断航运,推行“洋化”

鸦片战争后,外国“护航”划艇,经常在宁波港口外海面上巡逻,对进出宁波港和航行在宁波沿海的船只强行“护航”,征收“保护捐”、“ 护航费”,还借护航为名进行抢劫,或搞走私活动。萄葡牙殖民者,用“护航”名义,每年收入达75万元,其他殖民主义国家也争相仿效,进行“护航”霸占宁波港向外通商的航路。不仅如此,英美等国,还想用轮船航运取代宁波帆船运输,垄断宁波航运事业。

1862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派轮船行驶宁波港。1864年,该公司正式开辟沪甬之间定班航运线路,并在宁波建造码头和仓库。接着,英商太古洋行派3000吨级北京号和盛京号轮船,经营沪甬航线的运输业务。其他国家轮船也随之而来。到了1874年宁波港全年进口船只共889艘次,其中外轮有590艘次,占66.37%。运货共汁410990吨,其中外轮运输的有386330吨,占93.99%。宁波港的海上运输基本上被外轮垄断了。

轮船运输业发展,小型的供帆船停靠的石勘式码头(俗称道头)已不适用了,外轮公司纷纷在宁波江北岸抢占江岸,建造趸船式浮码头。法国的江北天主堂,在1872年建堂时乘机抢占江北岸外滩江岸,又于1899年,主教赵保禄乘工程局要修筑江北岸马路之机勾结浙海关税务司马兰陀夺取“白水权”(宁波港岸线和岸线管理主权)。此后,在那里建造码头,停靠船只等都要交租金给法国江北天主堂。从此,江北岸的江岸主权大部分控制在洋人手里。不仅如此,英美等国还利用手中特权,开设洋行,垄断市场,倾销洋货,排挤国货,甚至把鸦片改名为洋药,大量推销,毒害人民。宁波港出现了鸦片进口数从1861年的1514担,到1875年猛增到10116担,价值341.9万海关两,占宁波港进口洋货总额55%的可怕局面。

丧失主权的宁波港,表面上已从帆船港转变轮船港,走向近代化,实际上已被洋人扭曲成畸形,日益萎缩。到了1933年,宁波港进出口的洋、土货贸易总额只有3246万海关两,占全国各口岸贸易总额值的1.31%21。降低为三等港口了。

宁波港被洋人扭曲成畸形的时期中,也有短期或局部的正常发展的地方,其具体表现有三:其一,1861年12月9日,太平军攻克宁波府城后坚决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设立天宁关(海关),任命潘小镜(又名潘起亮)为天宁关监督,把宁波港的关税权从清政府手中夺回来,公布执行了天王洪秀全制定的“不论中外船只俱应完税,毋许偷漏。22”的规定,征收较轻的关税,采用简便的报关手续,“缴付一次税款,即发给一张凭证,直到目的地,不再于他处纳税。23”此外,在严禁鸦片输入、鼓励正常通商方面也采取了强有力措施。可惜太平军在甬时间不到半年,于1862年5月12日撤离宁波,清军卷土重来,恢复旧制。但太平军在宁波期间正常的发展情景,证实了宁波港如不被洋人扭曲变成畸形病态,也能按自己发展的轨道,正常地、快速地进入近代化。

其二,早在1854年冬季,宁波商人购买了“宝顺号”轮船,配备枪炮作为护航用。这是中国向外引进的第一条轮船,虽然作为兵船护航使用,但它开了宁波港引进新技术的新风尚。标志着宁波港向近代化迈出第一步。

1874年,招商局在宁波港建造的靠泊能力3000吨级的栈桥式铁木结构趸船码头的使用,初步完成了宁波港帆船码头转变为轮船码头的过程。

1909年商办宁绍公司的宁绍轮和甬兴轮投入沪甬航线,外国轮船公司为了维护其垄断的局面,互相勾结,用降低票价、赠送毛巾等手段,妄图挤垮宁绍公司,宁波帮为了支援宁绍公司,组织“船票维持会”,与外轮展开激烈的竞争,并取得胜利,致使法国立兴航运公司立大轮于1911年5月退出沪甬航线。

这次竞争胜利后,有不少中国轮船纷纷加入宁波港的航线,到了1913年,全年进出宁波港的轮船共计1589艘次,合计吨位191.9万吨,其中,中国轮船有1135艘次合计124.9万吨,占总数的65%以上24。此时,宁波港曾成为全国各口岸中唯一的中国轮船占主导地位的港口。

其三,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宁波的反帝爱国热潮日益高涨,在收回主权的声浪中,浙海关税务司被迫撤换腐化无能的二名英籍引水员,选用宁波航运界享有声誉的周裕昌和顾复生为引水员,后又调换洋籍港务长,选任柯秉璋为港务长,收回了部分的引水权和港务监督权,1931年,宁波设立航政办事处,收回了洋关兼管的船舶检丈、登记及船员管理、海事处理等部分权利。1933年经过反复斗争收回“白水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英国政府也于1933年正式撤销宁波的英国领事馆。

上述的局部取胜,虽然没有纠正宁波港的畸形发展和日益萎缩的病态,但充分证明了宁波人有能力把宁波港建成近代化的港口。

衰落于沦陷之后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杭州以及沿海许多港口相继失陷后,中日双方都实行封锁禁运,但都想打破对方的封锁取得自己所需的物资。他们用走私偷运方式,通过宁波港与上海租界之间轮船运输,进行内地各省与外部的物资交流。这种交流,虽使宁波的商业、运输业、服务行业一时出现空前未有的盛况,却被宁波的一些不法商人和贪官污吏发了横财,让宁波码头的封建把头朱桂棠等人,垄断驳运业务,得到暴利,而宁波地区的农业、渔业、手工业、工业绝大部分都因战祸而衰落,可以作为宁波港建设的经费都被挪用来破坏港口,作为搞封锁、拆码头之用。特别是航行于宁波港的21艘船只(合计2万余吨)先后沉入甬江航道,成为封港的牺牲品,这种削弱航运力量,破坏宁波港航道的做法给后来宁波港恢复和建设留下了严重后遗症。所以,宁波港当时的繁荣景象,是畸型的,虚弱的,也是宁波港衰落的前奏曲。

1941年4月19日,日军在镇海登陆,20日宁波沦陷,整个港口、码头、航道全部控制在日军海军特务部手中。他们接管招商局,成立“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和汉奸势力控制的“中华轮船公司”,霸占宁波港航运事业。1942年日军派加藤銈一到宁波接收浙海关,还派“鸣门丸”、“海通丸”、“万吉丸”和“大华”号等四艘小轮船行驶于沪甬航线,经营以运输军用物资为主的航运业务,那时的港口贸易微乎其微。日军霸占宁波港四年多的时间中,把原来各轮船公司建造的码头、仓库等设施都加以破坏,宁波港由此衰落。抗战胜利时,整个宁波港已找不到一座完整的码头和仓库,甬江上找不到象样的轮船,海关也只剩下一座空架子,一片破败景象。

抗日战争胜利后,宁波人民克服困难,重振旗鼓,恢复发展宁波港口贸易。1945年冬季,“万生”号轮船试航于沪甬航线后,就有许多商轮经营宁波港航运业务25。1946年,招商局把武汉接收来的3000吨级的“兴亚丸”和“宁波丸”改为“江亚”、“江静”,作为行驶于沪甬线的主要定期定班客货轮后,宁波港恢复更快。到了1946年底统计时,宁波进出口船只已达到1172艘次,合计近90万总吨。但与历史上300万总吨的记录差距还甚大。

1947年,国民党政府以运输“救济物资”为名,继续给与英、美等国商轮在中国沿海和内江航行的权利,造成了货少船多,中国轮船过剩的局面。这种恶果祸及宁波港,再加上宁波码头在封建把头霸占下,装卸设备和技术非常落后,敲诈勒索现象严重,致使不少货轮不能定时定量装货卸货,按时开航,又加上航政管理混乱,事故频繁,乃至发生了遇难2000余人的“江亚轮”特大惨案26。宁波港又日渐衰落,到了1949年,吞吐量只有四万余吨,对外贸易几乎完全停止,进出口船只寥寥无几。

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从宁波撤退前,对宁波港的码头、船舶、设施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破坏和劫持。被劫去的有江静轮等数十艘,浮码头三座……宁波港一毁于日军,再毁于国民党溃军,呈现出瘫痪状态了。

恢复于解放后

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5月28日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当天宣布接管浙海关,结束了近百年来洋人管理浙海关的历史。6月13日,接管招商局宁波分公司。6月26日,接管上海航政局宁波办事处,清理航务管理工作。接着,就进行恢复宁波港航运工作。那时港口可供运输船只奇缺,还经常遭到盘踞在舟山的国民党军队海空袭击,从1949年5月至1950年5月的一年间,行驶于宁波港的轮船被炸沉11艘,复航工作困难重重。宁波港的沿海航线直到1950年5月17日舟山解放后方才开始畅通。

1950年10月,为3000吨级客货轮复航准备条件,成立了镇海生产打捞组,打捞抗日战争时期封锁宁波港时凿沉的21艘船只和解放初被国民党军队炸沉的11艘船只。1952年初,打捞任务完成,基本上清除了主航道的障碍物。1954年4月1日正式开始宁波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挖泥工程,于1955年完成疏浚航道的工作。在进行港口基本建设同时,也进行了体制改革。

1953年1月,成立了统—管理宁波港一切港务事宜的上海区港务局宁波分局。改变了港口管理上多头领导、各自为政的局面。又于1954年9月正式成立客运站,管理宁波港客运业务,结束了过去以航代港分散经营所产生的混乱状况。

经过三年恢复,四年建设,到了1956年,客运量达到79万人次,货运量达到58万吨。与此同时,还完成了私营轮船业的改造,95%以上的民船走上集体化道路,使港口生产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为宁波港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深厚的物质、思想、组织基础。

高速发展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由于工作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使宁波港发展不十分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宁波港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其具体表现如下:

1978年竣工,1983年5月通过国家鉴定,正式投入生产的镇海煤码头,使宁波港从河岸港转为河口港,从3000吨级港口提高到万吨级港口,为宁波港奠定了由中小型港口过渡到大型港口的基础。

1979年1月动工、1982年12月竣工的10万吨级北仑矿石中转码头,使宁波港转为海峡港,成为我国现时最大的矿石中转码头。

1985年9月,建成的年吞吐功能为400万吨的北仑号驳油平台泊,是中国第一个海上最大的驳油平台,1986年6月建成的年吞吐能力为20万吨的镇海液体化工专用的泊位,是我国当前第一座5000吨级液体化工专用泊位。

现在的宁波港已是宁波江北岸老港区的河岸港、镇海港区的河口港、北仑港区的海峡港组成的,并有大中小泊位相配套的,具有一定现代化装卸设备的、多功能、综合性港口。已拥有500吨级至10万吨级泊位45个,年吞吐能力为4969万吨。并初步形成了以港口为中心的水、陆、空中转集疏运输网络。目前的宁波港,对外己与63个国家和地区的225余个港口有贸易运输往来,对内已与沿海和长江流域15个省市直接相通,年货运量占全国第7位,年客运量占全国第3位。27

综观宁波港发展的历史,从河姆渡原始居民航海活动开端,到城山渡的句章港形成,经历了4000多年。从句章港的城山渡港址移到三江口,并形成中外闻名的明州港,经历了1000多年。从三江口的江厦、江东的帆船码头港址,发展到江北岸轮船码头并初步形成港区,经历了1000多年。从江北岸的河岸港扩展到镇海成为河口港,经历了100多年。从镇海的河口港扩展到北仑的海峡港,只经历四年多时间。这7000年漫长的历程,蕴含着民族自主的尊严,丧权辱国的屈从,闭关自守的落后,开放改革的繁荣。所有这一切的甜酸苦辣,都发人深思,为我们在今后建设和发展宁波港及各种事业中,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作者:宋静之,宁波市人。毕业于华东师大历史专业。现任宁波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市教研室高级教师,市政协委员。

注释:

①参阅《文物》76—8期《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

②参阅光绪《鄞县县志》。

③参阅《文献通考》。

④参阅《宋会要辑稿》。

⑤⑥《宋史》卷一八五和一八六。

⑦参阅《宋会要辑稿》。

⑧《乾道四明志》。

⑨《宝庆四明志》。

⑩《元史·世祖本纪》。

11《元史·哈剌●传》。

12《元史·爪哇传》。

13《至正四明志》。

14张翥《送黄中玉至庆元市舶》。

15《太祖洪武实录》卷二五二。

16参阅秦世桢《抚浙檄草》。

17雍正《浙江通志》。

18参阅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19参阅《皇朝经世文编》。

20参阅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21《吴煦档案选编》。

22参阅英国人哈俐撰写的《太平天国亲历记》。

23参阅当时《海关贸易报告资料》。

24参阅1937年《社会经济月报》。

25参阅《交通部航政局宁波办事处1945年12月工作报告》。

26参阅《江亚轮惨案专集》。

27详见本辑《今日宁波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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