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还是政治？财阀的痛苦抉择

企业通过各种方式为政客提供超过限额的非法政治献金，政客回报以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和贷款，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使得韩国的政客和财阀都成了高危职业，再德高望重、清廉自持的人，都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现代、三星、大宇等企业之所以能得到政府的眷顾和垂青，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和政客走得很近：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父亲是李承晚的好友，SK集团会长金宇中的父亲是朴正熙的恩师，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与朴正熙私交甚密。再加上在这一阶段，大至产业政策，小至企业的外汇、银行贷款、原材料供应，政府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必须靠拢政府才能发财，政商勾结就此泛滥。这样一来，经济固然起飞了，黑金政治的祸根却就此种下。

韩国的金融业长期为政府所有，而韩国财阀的核心是产业性大公司而不是金融机构，不具备融资能力，所以政府提供的贷款，成为韩国财阀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财阀有求于政府的情况没有得到改观。

一旦企业不听招呼，政府有足够的手段进行支持或惩罚。2003年8月4日，现代集团峨山公司董事长郑梦宪从公司总部12层的办公楼上跳楼自杀，震惊全国。 其他财阀领导人的日子也不好过。2006年，大宇董事会主席金宇中因做假账等罪名被判10年徒刑；2008年，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因涉嫌非法转让经营权和逃税而被起诉，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 而曾与这些大企业“和谐共舞“的政客们也遭到了清算。 1995年，当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丑闻被披露时，韩国人感到吃惊的不仅仅是其秘密政治资金的规模和收受贿赂的频繁程度，最令人震惊的是，几乎所有韩国著名的大企业都定期向卢泰愚提供了政治献金。调查机关随后发现，向卢泰愚提供政治献金最多的企业就是现代和三星集团，他们分别向卢泰愚“贡献”了3270万美元。

贸易自由化逐步取代贸易保护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韩国国内政治的民主化也使财阀们失去了政府的绝对支持，由政府支持的举债经营和财阀们急速扩张的战略累积的巨额债务成为了巨大的隐患（1997年末，韩国最大的30家财团债务/权益比率达到了519%），之前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而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脆弱的局面也就被彻底打破，随之而来的便是韩国经济的崩溃。在人的层面，财阀与政客的利益交换在民主化和政治透明化进程中被阻断，政客的腐败曝光也牵出了财阀的原罪，这也是企业家纷纷落马甚至自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