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铃、叮铃、叮铃…,…”,13日下午1时许，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领保干部陈百鸣同志的手机响起几声急促的铃声。

“喂，您好！是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吗？”

陈领事的电话里传来大连海事技术服务公司一位领导焦急的声音，“一艘巴拿马籍“宾戈”号台湾货轮在印度东部海岸附近遭遇强风暴，船体发生严重倾斜，船上18名船员系我公司派出，他们弃船后登上了救生筏逃生，迄今音讯全无，生死未卜，公司和家属都焦急万分，恳请总领馆尽快派人协助搜救！”。

接到报案电话后，临时主持馆务的刘志杰副总领事果断决策，中止正在与当地侨社联合举行的“重阳节”敬老活动，立即返馆。抵馆后随即启动应急机制，成立临时领保工作小组和信息小组。其中领保小组由陈百鸣领事和我本人组成，于1小时后赶赴失事海域附近，协助并督促印度警方加强对失踪船员的搜救力度。同时，将险情上报我驻印度使馆和外交部等相关部门。信息小组由李捷和谢志刚两位同志组成，负责24小时追踪当地电视、电台和报纸舆情，掌握第一手资料，并与印度当地警察局、海岸警卫队和港口码头等部门联系，请印方全力协助搜救我遇险船员。

我本人和陈领事接受赴现场救援任务后，简单收拾行装，于下午3时从馆里出发，乘坐东方电气集团印度项目部支援的越野车冒着瓢泼大雨向霍迪亚港口进发。

一路上，我们不断与霍迪亚港务局、海岸警卫队、大连海事公司和馆领导密切沟通，随时掌握遇险船员情况。由于印方媒体信息不对称，在抵达失事地点附近前，我们数次接获印方有关18名船员已全部获救的信息，当地电视、广播也对印方搜救工作做了渲染，但随后又表示所报信息有误并予以更正。大连海事公司也表示，国内海事检测系统迄未得到船员获救的信息。混乱不实的信息着实令我们感到茫然。但我们坚信，无论如何，我们要亲眼见到才能确信全体船员平安获救。抱着这一信念，我们继续冒雨驱车前往事发地霍迪亚港。

二

“我们刚刚登上一个荒岛，船上18个人都在一起，一切安全，快来救我们！”

13日下午5时许，大连海事公司的几位员工接到一条QQ群发的消息。这是18名船员之一、青年船员温海涛用唯一一部从船上带下来的手机，借助小岛上微弱的网络信号，向网友发出的求救信息。为节省电源，信息发出后，小温关掉了手机。大连公司将小温的QQ求救信息转发到我们的手机上。

方方面面传来不确定且不容乐观的混乱信息，使我们深感救援工作的艰巨和责任重大，18名船员生死未卜，他们或正经受苦难，或正与死神搏斗。船员同胞们，你们究竟在哪里呢？18名船的生死安危紧紧地揪着我们的心，感同身受，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我们必须尽快抵达一线了解真实情况，这给我们的搜救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

经过近4小时的颠簸疾驶，晚7时左右我们抵达了霍迪亚港。当时“费林”强旋风仍在肆虐，港口海岸狂风怒吼，巨浪滔天。我们径直到霍迪亚港务局了解情况，但对方表示不掌握险情，建议我们到10公里以外的加尔各答海岸警卫队核实情况。霍迪亚港口呈长弧形，看似不算远的距离却需要绕行较长时间。经过近1个小时的探问后，我们在狂风怒吼的海边不远处找到了印度海岸警卫队驻地。对方对我们深夜来访态度谨慎，让我们随行的印度司机先进去接受质询，我和陈领事只得在门外等待。

约半小时后，我们获准进入，与警卫队副司令曼特利准将见面。对方告之，印方目前仅在霍迪亚港以南30公里处的迪伽（Diga）岸边发现了一艘遗弃的空救生艇,但未发现任何船员，也无法判定该救生艇是否为遇险船员所弃。

他还解释称，在事故发生后的数小时内，海岸警卫队曾派救生艇前往救援，但因风大浪急，救援失败。当时天色已晚，出于对双方船员安全考虑，救生艇只好返回，等待次日清早前往出事海域继续搜寻。

我和陈领事反复与对方交涉，请其全力配合，并将船员通过QQ发来的求救信息告知对方，请对方尽快锁定荒岛位置展开搜救。对方表示该信息非常重要，允诺将尽快研究确定荒岛位置，并于次日天一亮即出动直升机搜救。

离开海岸警卫队时已是深夜11时，未找到18名船员下落，我和陈领事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任务就是命令，祖国和人民派我们驻外，就是要求我们始终冲在外交第一线，必须保质保量完成好每一项任务。想到救援任务刻不容缓，我们未按海岸警卫队的建议回宾馆休息，而是一鼓作气直奔霍迪亚警察局查找新线索。

在通报了来访意图后，该局巴萨特局长出面接待了我们，并确认印警方确实在迪伽海边找到了一艘空救生艇，并向我们出示了当地警方通过手机发来的救生艇上的中国船员名单。我迅速将该名单传至大连海事公司，请其确认是否为遇险船员名单。经确认名单无误后，我们提出希前往迪伽海边查看空救生艇。

巴萨特局长即与迪伽警察分局联系，请其大力协助我们。我们遂将船员在一个荒岛上逃生的信息告知局长，他立即做了记录，并与下属各分局电话联系，最后判定距离霍迪亚港口60公里、位于奥里萨邦的一荒岛有可能就是船员逃生的荒岛。

经我们强烈请求，他当场向出事海域的各警察分局下达了搜救任务，并与奥里萨邦警察局取得联系，请其务必于次日清晨出动警力前往荒岛搜救。

24时，我们赶到了迪伽警察分局，该局局长从被窝中被叫醒出面接待了我们，并陪同我们连夜前往迪伽海边查看空救生艇。抵达海边时，借着微弱夜光，一艘橘红色的形似帐篷的救生艇隐约出现在我们眼前，平时非常柔和、鲜艳、温暖的橘红色，此时在漆黑的夜幕和狂风中显得异常刺眼，也令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看着在海浪中漂曳的救生艇空无一人，我们的心也紧紧地揪了起来。

“夜这么黑，风浪这么大，我们的船员，你们究竟在哪里啊”。 我的心中不禁一遍一遍地自言自语。

我感到心揪、心痛，甚至不敢靠近空救生艇，也不敢多看一眼，生怕从中发现任何对我船员不祥的线索。

由于浪大，救生艇无法靠岸，当地警方只能用绳索拴住空救生艇以防被海水冲走。

陈领事不顾疾风巨浪和危险，脱下外衣长裤，赤身淌入污浊齐腰的海水中接近救生筏。

我双手抱着陈领事的衣物和现金、支票等公共贵重物品在一旁做协助工作。

站在岸边的7、8名印方警察被陈领事的无畏行动所感染，纷纷挽起衣袖、排成长队帮忙拽系栓着救生艇的绳索。陈领事第一次试图进入救生艇时被迎面翻来的巨浪打翻，经再次拼搏后才得以进入。

经仔细查看和辨认发现，救生艇内除船员逃生时发射信号弹遗留的物品和一张中文船员名单外，并无任何其他物品，也无食品、饮料盒等废弃物。

警察局长和我们初步判断，该救生艇并非逃生船员所用，遇险船员可能在另外救生筏上（事后船员介绍称，“宾戈”号货轮上共配备了一只救生艇和一只救生筏，船员逃生时选择了更加安全的救生筏，该空救生艇系在货轮沉没过程中自动落入大海而被风浪涌至迪伽岸边）。

当晚岸边污水其臭难闻，蚊虫到处肆虐。我们只顾搜救，未注意防蚊，也未领教过印度蚊子的厉害，在看完救生艇返回的途中，我们才发现身上被蚊子叮了十几个小红包。当时我们也未在意，不想我在成功救援船员后的第四天突发高烧，经入院检查被确诊患上了登革热病，并被送进重症监护室，三天高烧不退和登革热引起的骨裂般的疼痛使我备受煎熬。

从岸边归来，我们又和迪伽警察局长继续分析逃生的荒岛位置，同时与印度海岸警卫队保持密切联系。因交谈专注和全神贯注记录，陈领事的左臂被警察局长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划破了一个大口子也浑然不知，别人发现地上有一滴滴血迹时，他还问哪儿来的血，直到发现裤子上有血才知道自己受了伤。

海岸警卫队和印警方经反复分析后，将搜救范围基本锁定在奥里萨邦附近一荒岛上，并准备于次日清早全面展开搜救。为准确实施搜救，印方要求大连海事公司尽快提供船员所在荒岛的坐标数据。

在商定好搜救计划后已是14日凌晨3时多，因离开霍迪亚已接近50公里，考虑到次日清早将赴荒岛搜救，警察局长便安排我和陈领事在附近的一个小宾馆稍事休息。回到房间后，陈领事毫无倦意，打开电视查看了当地新闻后，又独自前往海边继续查看空救生艇，以求获得新的线索。我则在房间匆忙整理当夜一路与印方交涉和会谈的记录。

5时50分，我们按约定时间回到迪伽警察局，准备与印方一起前往荒岛搜救。此时，我们收到了大连海事公司和驻印度使馆转来小温所发的荒岛位置坐标，信息显示为东经89°28′20"和北纬21°36′17"。

印方反复核实认为该坐标位置属孟加拉国一座荒岛，如确系该位置，则搜救地域已超出印度国界，印方将爱莫能助，建议我们立即与孟加拉国方面联系。刘志杰副总领事随即联系中国驻孟加拉国使馆，请其设法协助搜救。

海岸警卫队于7时致电迪伽警察局，称在锁定的荒岛上发现了失踪的中国船员，当地警察部门已派游艇前往荒岛接船员上岸。原来，船员提供的坐标信息有误，海岸警卫队在收到船员的坐标位置后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根据风暴的风向，救生筏不可能漂至孟加拉国海岸，而应在出事海域附近，所以仍按原定计划于天亮后派直升机前往荒岛搜救。果然，他们在荒岛的上空发现了在岸边走动的中国船员，随即通知附近的警察局展开救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