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仍漂在洞庭湖上的渔民最多时超过一万人，这些“被忽视的群体”大多祖孙几代都生活在洞庭湖上，跟岸上的交流仅限于采购一些日常用品，“卖完鱼就回到船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 | 湖南岳阳报道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这是宋庆历四年春，政治家范仲淹笔下的洞庭胜状。

一千年过去，今天的洞庭湖如同羸弱的老人。

洞庭八百里，按今天的度量换算应是6000平方公里左右。1949年，洞庭湖湖泊面积尚有4350平方公里，今天已是3000平方公里不到。

如今乘船行驶在洞庭湖发现，整个湖区已被区隔成了东、西、南三个洞庭湖。即便在丰水季节，彼此之间也较难连片。

“在历史上，洞庭湖主要是水多了，防汛是主要矛盾。”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洞庭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会会长颜永盛对本刊记者表示，在三峡建成后，洞庭湖水患问题大大缓解，但“如今缺水的问题又凸显出来”。

“洞庭湖就是一个病人。”曾在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担任副局长的蒋勇，与洞庭湖相伴多年。2010年，他开始出任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长沙项目办主任，希望换一个角度来继续为这个“病人”做些工作。

湖南日报社岳阳记者站站长徐亚平在洞庭湖畔工作了20多年。“长江水域存在着六大危机。”他忧心忡忡地向本刊记者掰着手指，“水、鱼、鸟、江豚、渔民、渔政管理，危机重重。”

渔民“水上漂”

“我1972年就到洞庭湖了，现在是岳阳县麻塘镇人。”此前，渔民周介文的老家在南洞庭湖畔的湖南沅江。

5月8日中午，岳阳当地渔民何大明的铁驳船载着本刊记者在洞庭湖中穿梭了近3个小时后，到了周介文的“家”---一艘比铁驳船体型略大的渔船。“这是条旧船，去年刚花了三四万买的。”周介文站在船帮上，将何大明扔过来的牵引绳弯腰绑紧。

这里是洞庭湖腹地。在如今的禁渔期，周介文的“家”就这样停在洞庭湖中，很少开动。船上局促而破旧，但家用设施俱全。有厨房，烧着液化气，也有电视机，靠太阳能发电，还有厕所。在船头的一侧，周介文用几块木板隔出一块密闭的空间，底板是空的，下面就是涌动的洞庭湖水，上厕所时大小便直接排到湖水之中去。

从厕所出来穿过四五平米见方的厨房，周介文的妻子蹲在船帮上正从洞庭湖中打水洗碗。“干净！”周介文看出了记者的诧异，“现在湖水可以直接喝，煮饭也没问题。”这是近年洞庭湖整治后的结果。周介文指着船头顶棚上的一只塑料圆桶介绍，前两年渔民用水只能先打上来澄清，然后放入明矾沉淀消毒才可饮用，不然“脑壳发晕”。

中午开饭前，周介文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住在附近湖面的孙考兵驾着一艘小木船过来了，他给周介文带了一碗酸菜。现在处于禁渔期，渔民大多无所事事，补网之余在湖中串门就成了大伙的一大消遣。

何大明也曾是渔民，只不过早几年他就上岸了，在岳阳南岳坡老街开了一家名为“打渔佬”的餐厅。就在十年前，何大明还是一个没有身份的“水上漂”，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因他对洞庭湖江豚极为熟悉，2003年中央电视台曾让他上京接受采访，坐车、住宿都成问题，“市里才特批给我办了身份证。”

何大明兄弟姐妹5个，他是老大。至今，他的两个弟弟都没有户口。弟弟何意如1979年出生，前些年结婚时好在媳妇是本地人，由村里开了证明才办下了结婚证。今年初，广州一朋友邀何意如过去打工，介绍说一个月3000块。“他很动心，但没有身份证，现在火车都坐不了。”何大明说。

目前，仍漂在洞庭湖上的渔民最多时有一万人。徐亚平向本刊记者介绍，他们大多祖孙几代都生活在洞庭湖上，跟岸上的交流仅限于采购一些日常用品，“卖完鱼就回到船上。”

岳阳县渔政局长李天怀向本刊记者介绍，政府一直在加大渔民的培训力度，包括经商、驾驶、学电脑等等，“往年是200个指标，今年要翻番。”

“路牌都不认识，我开什么车、学什么电脑？学了有何用场？”打了一辈子鱼、今年53岁的孙考兵显然对政府的类似培训不感兴趣。周介文也是，他一家7个兄弟姐妹都在洞庭湖上，在岸上认识的人非常有限。

他透露，一年打鱼能收入四五万左右，“在洞庭湖，我这条件算好的。”周介文在岸上也有房子，但基本上只有过年才会上岸去住，“我喜欢打鱼，喜欢住在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