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8月22日到10月1日的40天内，张家良所在的储运企业接受了各级主管部门的检查共计81次，平均每天就有两次。

“对我们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提高。”这名上海北芳储运集团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在最近一次会议上发言道。

这并非一家企业的特殊待遇。在诸多危化品仓储行业人士看来，这是艰难的一年。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各地政府部门均加严了危化品管理。危化品仓储企业感觉自己成为“过街老鼠”，下游企业的生产也受到影响。

这一年，被业内称为“后8·12时代”，危化品仓储业正面临大洗牌。

大整改

天津港"8·12"事故之后，全国的危化品仓储企业迎来了大整改。

天津首当其冲。事故后不久，全市针对危化品企业建立了“红黄蓝”表格分类管理制度：蓝色不需要停产，要整改；黄色是警告、停产整顿；红色则坚决“关、停、转、迁”。截至2016年7月24日，据新华社报道，全市共排查危险化学品企业3038家，因存在各类隐患和问题而被列入“红黄蓝”表的企业2583家，占到85%。

其他城市的整改速度也很快。天津港事故后不到两个月，在上海，全市最大的公共危险货物仓库——上海港城危险品物流堆场实施搬迁。新地址在芦潮港，那是上海版图的最东南角，距离市区约70公里。2016年7月21日，南方周末记者在现场看到，烈日下，堆场内的集装箱正被浇水降温，附近的芦潮港火车站也因距离太近而被迁走。

“‘8·12’以后，关闭的企业特别多，我们接到很多（企业）电话，说企业没办法做。我说你们犯了哪一条，他说我们不够一千米（安全距离）。”2016年5月，在第三届危险品仓储和道路运输高峰论坛上，中国仓储协会危险品仓储分会副会长柴保身发言说。

企业并非没有怨言，但大多数都选择了接受。

2016年7月，天津裕华经济贸易总公司张贵庄储运分公司的危化品已全部清空，只剩下6个不明气体罐存放在当地环保局。“我们公司将近60年了，也没有出过任何问题，现在不让做了，也没办法。”公司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说，但拒绝了采访。

作为中日合资企业，日陆物流（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永铭对这阵子的加严监管感到很不适应。这家企业的母公司已有71年零事故记录，他也常常受邀在业内介绍管理经验。而今，最夸张的时候，一天有三四个针对公司的举报电话打到了当地安监部门。

“8·12”事故之后，江永铭疲于配合检查。他觉得有些处罚不合理，反复找政府相关部门协商。比如近日仓库男更衣室的火灾报警器报警了，但并没有火灾。仪器维修的人解释是误报。但消防检查还是根据警报的记录，还是开了罚单。

危化仓储企业的关停和搬迁也影响了下游的企业。据江永铭透露，由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危化品仓库业务的暂停，下游企业需要从海关办手续才能使用，导致大量的集装箱在海关积压，有的危化品到了工厂时，甚至都过了使用期限。

下游企业只能自寻出路。国际化工巨头陶氏化学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称：该企业在天津的危化品仓库由于政策原因无法继续经营时，立即寻找其他仓库，随后将存储在原仓库的产品转移至新仓库。

出乎意料地严格

上海芦潮港区内，则是“风景这边独好”。多家危化品仓库原本门可罗雀，而今仓库价格有的涨了三倍，每平方米的均价甚至超过了五星级酒店。

业务量增长并不意味着企业规模就能增大，危化品仓库的扩建批准也被收紧。江永铭盯着仓库边的那块荒地很发愁，那里是公司规划的二期用地，图纸、评估都已做好，但就是批不下来。

这并非一地窘况。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危险品与化工物流分会（以下简称危化品物流分会）对其会员的调查发现：危化品仓库的盈利能力有一定提升，但各地政府在对存量危化品仓储做减法的时候，也严控或暂停了仓储的增量。目前全国固体危化品量的缺口达25%-30%，预计缺口将进一步增大。

多位业内受访人士担心，对于有资质企业的管理加严，可能迫使更多的危化品进入无资质的“黑仓库”。

天津港"8·12"事故之后，多名政府官员受到处分。这已变成无形的重压。在洛克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朱成业看来，对危化品监管的层层加码，源于缺乏信心：“大部分人觉得不可能零事故，但在外企，零事故是深入人心，事故确实是可以预防的。”

中国的危化品安全管理起步晚，但很严格。有的新规出台，即便是一些有着成熟经验的外企也感到措手不及。

这种“严”体现在各方面的一刀切上。最为典型的就是一千米的安全距离。

“这一点在业内争议很大，统一按照这个标准，容易误伤。”上海交通大学中美物流研究院教授赵来军说，“要按照种类、储藏方式等科学制定不同的安全距离。”

实际上，不少欧盟国家的危化品企业并非全都远离居民区，而是多通过量化风险评定得出安全距离，不同类别、周边土地不同开发用途等都是影响安全距离的变量因素。而“后8·12时代”的一刀切，则让企业很为难。甚至一些企业早于周边设施先行存在，最后搬迁的却是企业。

“‘8·12’出台了很多政策，从纸面上看非常合理，但是与实际不相符。”天津一家化学试剂企业负责人说，“准入的时候就应该把住门槛，而不是现在砍掉、关闭企业。”

根据危化品物流分会的调查，仓储企业也强调了适用规范的一致性：不同主管机关应有同一标准管理。新旧库区建设时期均采用了当时最新规范，不应由新规范的升级，而要求老库区去采纳无所适从的升级改造。

对于化学试剂公司而言，更希望政府能够分级管理。“打火机里面装的丁烷是易燃品。一个打火机放在我们口袋里是非常安全的，几十吨的大储罐是危险的。现在政府不能把我们这些像打火机一样的企业当成大的储罐来管。”天津市另一家化工企业负责人说。

用“互联网+”解决痛点

虽然此前已有不少危化品事故，但天津港“8·12”事故具有转折性影响。不少危化品仓储企业感到，在软件和硬件上，这一年来，企业都在被逼着“还债”。

作为危化品管理的职业经理人，江永铭定期要参加考试。这类考试以前可以翻书、偷看，60分就算通过。2016年不仅试卷题目变难了，而且80分才算通过。这让这位资深人士很紧张，今年考试最终合格率连30%都不到。

在硬件上，一些公司的灭火器从手提式改成了悬挂式，仓库着火了，灭火器会自动喷干粉。

赵来军在和一些业内企业交流时，劝企业再缓一缓，这段时间的加严，可能只是阶段性的“误伤”，坚持一下，企业运营状况会好转。

根据赵来军对于危化品事故的统计，自2011年起，随着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大型活动的结束，危化品安全管理力度有所削弱，事故数目出现反弹。在2008至2015年期间，尽管事故呈现一定的波动，但年平均发生量为291起，远低于2006与2007年年均发生量601起。这说明2008年以后我国整体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水平较之前有所提高。

更多的人意识到，利用互联网来解决危化品管理的痛点。

杭州润缘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朱騊俊近期就在研究一套危化品追溯系统：“好比你从北京到上海，坐的是什么航班，住在哪个酒店，都可追溯。”除了企业内部的信息，这套系统还希望对接工商、安监、交通、消防、银行、保险等相关部门和机构，目前已经在杭州和宁波的部分地区试点。外企也在中国开展尝试，陶氏化学就将中国作为了仓储可视化的试点。

据报道，天津也投入1.8亿元打造了一张防控网，首批接入危险化学品企业1466家、重大危险源企业123家，实现了“一张图”展示。天津还对重点危化企业等进行24小时在线视频监测，部分重点危化企业按要求每日报送“日报表”。

除了政府、企业，民间亦在行动。刘春蕾，这位环保NGO上海闵行区青悦环保信息技术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从公众角度做着类似的事情。天津港“8·12”事故之后，他希望在App“危险地图”上标明危化品企业的信息。于是，他向31个省份申请危化品安全生产许可证信息和经营许可证的公开，最终只有19%的地区公开了信息。

在了解到爆炸的天津瑞海仓库是重大危险源后，他又申请了重大危险源的信息公开。这次的结果挫败感更强：只有浙江省愿意公开，其安监局经过与反恐办协商后，给出了统计表，并称由于数据量大，可以到现场查询。河北、黑龙江、江西、贵州四个省份则是部分公开。

包括安监总局在内，多地拒绝公开的理由均是国家安全及反恐的重要性。对此，刘春蕾表示充分理解，但也提出了质疑：这是否也可能是地方政府未充分掌握信息呢？

刘春蕾查阅资料发现，欧盟国家居民可以通过网络直接查询其附近的危险化学品工厂位置、化学品信息，以及对应的突发应急措施。而任何一家新的危化工厂的规划建立，居民都有权利通过法律途径提出安全距离等方面的质疑。

“政府应该公开适当的信息，尤其是危险类别及安全距离等，让居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刘春蕾说，“就像重点污染企业一样，环保组织和公众都可以帮忙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