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港口发展的新形势与新方向

一、深刻认识港口经济的战略意义

港口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但其战略意义远远超越一般的基础设施，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我国对外开放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实行陆海统筹、发展海洋经济，是我国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必由之路。在此情况下，我们更加要充分认识到，港口经济及海洋经济的发展在整个国家战略中不断提升的战略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业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重心往往集中在一些气候较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但从地理大发现之后，慢慢有了全球化的概念，特别是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的重心向沿海不断移动。

全世界经济总量多半集中在沿海岸带300公里之内的地区。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皆是如此，我国也不例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发展特别快，而这背后有其内在规律，正是开放发展的必然结果。

全球化的发展有两个重要动力，一是来源于制度方面，不断通过自由化和便利化，将阻碍商品和资本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逐步减少直至消除。在此过程中，过去主要以多边合作为平台，如今则更多是以区域合作为平台，例如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东盟十国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我国已经成功与多个国家先后签署了14个自贸区协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倡议，实际上也是以推进开放的区域合作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共谋发展。

全球化的另一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远洋运输的技术，特别是集装箱运输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也使得各国能够参与到全球分工中来，能够充分发挥出各自的比较优势。因此，海运技术的发展是推动全球化的一个关键力量。二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信息流动尤其是跨境流动的成本大大降低。

全球化的进步，反映了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靠制度和技术进步来推动的。

中国过去其实并不是一个向海外看的国家，在农耕文明时代，我国的视野是极为内向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逐渐“睁眼向洋看世界”，中国真正深入地融入全球化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实行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对中国来说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改变。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的出口国。这其中，港口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二、我国港口发展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当前，中国港口发展正面临一个全新的大环境，同时也带来诸多新的挑战。第一，世界经济与贸易增长速度与格局的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增长、贸易投资增长的速度与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我国外贸增长速度曾高达20%多，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外贸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港口的发展，而港口的快速发展亦支撑了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而如今，情势已然发生重大改变。2012年之后，全球的贸易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对于全球经济能否在短期内走强，目前来看形势不容乐观。而这种全球经济的“新平庸”，即低迷的增长速度仍会维持很长时间。这也对港口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

第二，我国产业转移的变化。中国的比较优势转换后，过去支撑港口发展的劳动密集型活动开始对外转移，有的是转移到内陆地区，通过铁海联运、江海联运也还会用得上港口。但有的则转移到了境外，比如东南亚、非洲等地，这对本土港口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需要从长计议。同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过去以房地产飞速发展带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发展，大量初级产品进口快速增长，而现在进口速度已大大放缓，这也会对港口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第三，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变化。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不仅仅体现在速度换挡，更重要的是结构升级和动力转换。结构升级就意味着今后我国经济要依靠创新，经济运行效率要更高。这对物流领域也提出新的要求，需要运输更加便捷、高效。另外，港口的监管体制、通关效率也要提升，才能与之配套，以支撑高端产业的发展。

第四，中国的物流运输存在“进”“出”不匹配的长期矛盾，“进”是以干散货为主，“出”则是以集装箱为主。这种不匹配一方面反映了今后降低成本的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则要求我们今后要重点考虑，如何利用好这种不匹配，以使成本大幅降低。

第五，对港口的安全和监管体制的新要求，特别是天津爆炸案后，我们更应痛定思痛，必须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确保安全。

诚然，国际国内的变化以及监管体制的变化，对港口经济发展都将带来新的要求。但另一方面，恰恰在这些新要求中，也蕴含着诸多新的机遇。

首先，全球性海运船舶大型化带来了机遇。我们看到，为了降低成本，如今油轮、集装箱以及干散货船越造越大，对原有的港口航道设施提出新的要求。因此，谁能做到、谁有优势，谁就有机会。

其次，物流运输的多式联运也会对港口发展带来很多新的机遇。

第三，“一带一路”的机遇。“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倡议的实施，将有力促进区域内60多个国家经济、贸易、投资、金融、人文等方面的合作，此战略的实施也会给港口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也是旨在陆海统筹。对“一带一路”的沿线地区而言，今后如何抓住该战略带来的新机遇，则需各国港口结合自身实际，更加系统深入地研究。

第四，信息化带来的机遇。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对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然带来深刻影响。信息化的进步也会对港口管理、物流运作、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动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因此，信息化既是推动未来港口现代化、智能化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重要的机遇。

第五，国家推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港口发展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港口是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一个窗口和前沿。整体经济发展既取决于实体经济的贸易投资活动；同时，其竞争力还体现在监管体制与服务，特别是在海关、检验检疫以及金融服务等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其中有大量改革领域的内容。在过去几年，我国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监管部门在单一窗口、高效通关、部门协调等方面已做出不少探索，成绩喜人。

尽管如此，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虽然在监管体制等方面我们已取得巨大进步，但与世界范围内最发达、最自由、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和港口相比，我国通过体制创新提高效率仍有很大空间。

三、我国港口经济发展的新方向

面对一系列新挑战与新机遇。今后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应对新挑战，另一方面还要努力思考如何抓住新机遇。

下一步，要主动对接并积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结合各自港口条件，深入研究如何更好地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我国港口应采取进一步有力举措，不断推进转型发展、协调发展。

首先，推进港口集群化发展。在思想理念层面，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全球经济的变化以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深刻变化，在服务于经济新常态，尤其是引领新常态方面，港口发展领域可以率先做出探索和努力。在港口竞争的新格局下，航运的全球联盟化趋势初见端倪。我们要瞄准这种港口之间、航运公司之间的联盟趋势，率先推进港口的集群化发展。

第二，推进港口智能化发展。要深度运用好信息技术，来推进港口的智能化，打造智慧港口，将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有效整合起来。今后我国港口应对信息技术保持一种高度敏感，大胆积极地拥抱新技术革命。

第三，推进港口产业化发展。在整个产业链中，要超越物流产业发展本身，以港口为依托，发展与物流业相适合的制造业、服务业，实现港城融合，通过将临港产业与物流产业更加有机地相结合，真正形成港口经济。同时，还要依托港口，发展海洋经济。未来海洋产业将成为重要的新兴产业，其未来发展空间同样巨大。

第四，要深化改革，积极探索通过体制创新来适应集群化、智能化、产业化的发展方向。其中，既要有监管部门的体制创新，也要有港口本身在产业组织、产业管理、公司运作等方面进行的制度创新，为新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