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重庆举行的长江经济带高峰论坛上，与会专家表示，针对目前长江流域经济开发所面临的四大突出问题，应当抓住长江经济带这一国家战略带来的新机遇，从通道建设、产业转移、协同发展和生态补偿四方面着手，深化长江流域经济发展。

　　——发展长江流域经济面临四大突出问题

　　与会专家指出，长江经济带有着流域经济的雏形。一般发展成熟的流域经济具有五个特点:以河流为纽带的一个区域经济范围或者一个系统，产业布局呈梯级层次分布，经济协作是流域联动性的重要内容，流域产业由下游到上游逐渐渗透、呈现产业高度化发展特点。而目前长江经济带除具有产业呈梯级层次分布的特点外，其他方面都不具备，且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四大突出问题。

　　一是各自为阵。重庆市社科院区域研究所所长李勇认为，按照流域经济的要求，局部的开发都必须考虑整体的利益，但是由于我国整个管理是以行政区划为特征的，沿江省市存在单打独斗甚至以邻为壑的现象，统一的市场环境始终难以形成，跨区域经济合作和联动一直停留在较低层次上。除了中央政府的严格要求外，比如上游的水土保持，污水垃圾处理等等，省际之间在法律上没有对整体利益进行考虑。

　　二是块状分割。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庆育指出，近十年来我国实行十六字区域战略，其中“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开发”十二字正好把长江流域切割成上中下三块，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因此各省份都以自己需要为目的，以行政区划为牢。比如重庆，是大家公认的长江上游的航运中心，但毗邻省份却极力做大自己省份的港口，难以实现航运大通关。

　　三是利益驱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指出，长期以来沿江各省市发展依靠廉价资源要素驱动，而不是建立在有利于经济带开放和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上。各地发展依靠的都是“工业立市、工业兴市、工业强市”的固定思维和“千城一面”的区域景观，并未根据主体功能区要求、资源禀赋和发展现状及潜力，培育最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和城市。更为明显的是各地以自我地域利益为中心考虑行为输出，而不是以大流域总体利益为主，以川渝为例，成都在历史上是一个消费城市，而重庆是重工业城市，但是如今两地产业同向的系数却高达90%。

　　四是动脉阻塞。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大动脉，而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目前这根大动脉还处在阻塞阶段。首先，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已经饱和，2003年三峡船闸建成通航道后，短短8年间货物通过量从3430万吨增长到1亿吨以上，提前19年达到并超过船闸设计通过能力和2030年的规划运量1.5亿吨；其次，由于沿江桥梁建设及大型水利工程并没有前瞻性考虑对通航的影响，这些大型基础设施客观上制约了黄金水道作用的发挥。

　　——国家战略带来长江流域经济发展黄金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建设长江经济带”的提法；4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重庆考察时强调，要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6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让“长江经济带”成为焦点，李克强在会议上提出要部署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造长江经济带。

　　“短时间内的多次强调，证明发展长江经济带已经是国家重要的战略之一，并已蓄势待发，长江流域经济开发将进入黄金期。”出席论坛的众多专家表示。

　　“当前中国正处于发展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国内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李勇表示，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腹心地带，经济腹地广阔，对于开启东部、中部和西部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可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可以有效带动西部改革，进而为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樊纲表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失误在于忽视了水路运输。如今重新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疏通黄金水道把内陆和出海口相连，把长江水域上东中西部地区相连，是中国经济协调均衡发展的必然要求。

　　樊纲指出，在新一轮长江流域的开发中，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方案，全国将形成“两纵两横”国土开发格局，长江经济带作为其中一“横”，理应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火车头和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增长极。从此，6300多公里长的古老长江，将不再仅仅只是一个河流与地理的概念。长江上、中、下游地区之间将会立足于自身的比较优势展开更高层次、更密切的合作，利用天然的长江航道和现代化的沿江综合运输体系推动产业转移、深化产业分工，促进资源要素合理流动，长江流域经济开发也将因此进入快车道。

　　——四位一体深化长江流域经济发展

　　长江经济带战略为长江流域经济打造带来了新机遇。与会专家认为，应从通道建设、产业转移、协同发展和生态补偿四方面着手，一体化推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

　　首先是打造立体化大通道。流域经济没有通道就无从谈起。长江黄金水道不仅仅是狭义的水道，而是立体、密集、高效的交通网络，或者是一个交通走廊。对此，杨庆育建议将构建水道综合运输翻坝体系作为长江大通道建设的突破口，同时建设翻坝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与三峡船闸一道构成综合的翻坝运输体系，为长江流域经济创造一个基础性条件。

　　其次是推进流域产业分工和转移。长江流域的特色在联合，优势在整体，但必须有分工与互补的前提。目前上、中、下游的资源禀赋不同，产业层级有差异，市场化水平有高低。对此，李勇建议国家发改委通过规划引导长江流域产业转移和分工体系的形成:一是针对下游制造业乏力，部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结构急需调整，而同时中上游产业发展拥有很强的动力，促进下游产业梯度转移；二是针对下游资源要素缺乏，但是资金、技术和人才实力雄厚，而中上游恰恰相反，促进双边剩余或者稀缺要素流动调整；三是针对下游外向经济度强，进入全球化分工体系，中上游资源能源加工、国防工业、农业及旅游业资源特色，利用黄金水道及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现全流域的互补共生，内陆沿海双向开放；四是针对三大城市群逐渐在国家指导下构成大区域特色，构建强度较高的产业关联与经济联系。

　　再次是实现三大城市群的差异化、协作式发展。樊纲表示，目前长江流域以上海、武汉、重庆为核心的三大城市群已经具备规模，且在要素集聚、产业链、商贸服务、城市管理多方面实现高端化，既具有分流域中心功能，也同时也具有横向区域的功能。樊纲建议，三大城市群应着眼于差异化、协作式发展，形成合理的区域产业梯度，提升城市的产业能级，在产业上要有主有次，城市个性有同有异，打造符合自身发展的主体城市功能，最终走向流域经济的一体化。与此同时，要横向扩大城市群，在所在区域更大范围拓展中心城市的资源配置半径，成为大流域的区域支撑点。长三角已经形成，以武汉、重庆为中心可以逐渐拓展“中三角”和“西三角”大经济区域。

　　最后是建立流域生态合作与补偿机制。杨庆育指出，目前长江流域的污水、废水排放量达到了350亿吨/年，生态安全问题十分严峻，建立起流域生态合作与补偿机制已经迫在眉睫，单靠沿江各省之间的谈判不能实施。建议国务院相关部门和沿江各省市共同组建“长江经济带的生态补偿委员会”，出台有力的投资和技术扶持政策，鼓励下游地区将节能环保技术和生态型产业向上游转移，同时建立生态产品供应理念，对水产品供应实行具体的补偿标准，在科学的水质监测制度下，尽快开展水权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