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与加纳纳什·奥比耶斯科尔之间，展开了一场学术争鸣。起因是一个历史细节：1779年初，英国船长詹姆斯·库克（1728—1779）率领舰队来到夏威夷群岛时，当地土著人是否把他当作他们的神明。萨林斯和奥比耶斯科尔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迥然有别又在同一脉络上。这一交锋涉及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对探讨人类学理论不无启发意义。

　　交锋的由来

1987年，萨林斯在一次讲座中断言：库克到达夏威夷时，当地土著人相信他就是他们的神——罗诺。1992年，奥比耶斯科尔出版《库克船长崇拜：欧洲人在太平洋上的神话制造》一书，对萨林斯的看法提出反驳，认为土著人对库克的崇拜不过是欧洲人编造出来的神话而已。1995年，萨林斯出版《“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做出回应，认为：“奥比耶斯科尔以夏威夷人正像斯里兰卡人一样的‘土著’立场，把夏威夷人变成市侩气的现实主义者；以他者身份为‘土著’代言，可能剥夺他们自己的声音；把我们的‘实践理性’强加给他们，留给他们一种洋泾浜人类学。”

然而，萨林斯的说法反而证明了奥比耶斯科尔的论题，即“库克船长崇拜是欧洲人的神话制作”。奥比耶斯科尔之所以缺乏支持这一论题的直接文献材料，恰恰说明这一“神话制作”的精致性。在这一交锋中，奥比耶斯科尔发现了新问题，但他没有找对论述这一问题的论域。如果调整论域，从“夏威夷土著如何思考库克”转向“夏威夷土著与库克叙事的使用”，可能会更为切题。

　两人的视域各异

　　但问题意识一致

萨林斯与奥比耶斯科尔的视域各异，但问题意识则是一致的，即“土著如何思考”：萨林斯探讨夏威夷土著人如何思考，奥比耶斯科尔则探讨欧洲土著人如何思考。尽管萨林斯抨击奥比耶斯科尔是企图为夏威夷土著人代言，实际上，他们都承袭了现代人类学的自我定位——再现他者文化，扮演在西方语境里讲述他者故事的角色。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治学态度严谨。他们之所以对同一历史事件得出不同结论，追根溯源，是由于其立场的差异。同中有异的文化承载，赋予他们不同的视域。

在探讨象征与语境的关系之时，人类学者经常用洋葱隐喻语境，以彰显围绕特定象征的语境层叠。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是在跨文化场域里展开的，它处理特定象征，面对两个方向的语境困境：一是洋葱皮层叠的困境，作者必须做语境的取舍，否则作品无从写起；二是两个以上洋葱的困境，作者必须往返于两种以上语境之间，作品难免顾此失彼。

萨林斯与奥比耶斯科尔交锋的导火线是库克与夏威夷人的邂逅，从理论上说，这一邂逅的阐释语境是无限的。从无限的可能性中，萨林斯选择了夏威夷人的宇宙论为语境，展开对这一邂逅的解读，他按照这一筛子对史料进行筛选，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奥比耶斯科尔则做出了不同的语境选择，他以欧洲人在太平洋上的神话制造为语境，借以展开对这一邂逅的解读。

在语境的选择上，萨林斯是这场交锋的赢家，因为他的语境构造较之奥比耶斯科尔更为牢固。奥比耶斯科尔对“欧洲人在太平洋上的神话制造”这一语境构造相对单薄，令人有雾中看花之感。不过，奥比耶斯科尔也不无贡献，这表现在他开风气之先，把我们的目光引向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领域，诸如“欧洲人的神话制造”、“欧洲人如何思考”等等。

跨文化相处之道

文化人类学有一个预设，即文化是实体，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边界。在这一脉络里，对具体文化的宇宙论进行探讨，是人类学民族志的核心工作，即揭示具体文化最基本的概念图景。萨林斯与奥比耶斯科尔同在这个脉络，只是他们各执一端，落入了刻板化的窠臼。

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存在以下缺憾：其一，将夏威夷人和欧洲人同质化，从而遮蔽了各自的内部差异；其二，缺少对宇宙论与个人能动性关系的讨论；其三，根据西文史料来构造非西方人的历史，不免有臆测历史之嫌；其四，缺少对认识过程性的讨论。

人类学结合细致入微的田野工作和普遍性的文化理论构造，以深入理解他者、探索跨文化相处之道为天职。这一交锋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它呈现了民族志延续生命力的方式——对话。

萨林斯精深的民族志研究是这一争鸣得以展开的基石，奥比耶斯科尔别出心裁的研究则拓展了萨林斯民族志的价值语境。如果更多学者尤其是夏威夷土著学者参与其中，这一争鸣无疑会更为精彩，给跨文化相处之道带来更多启迪。

　　人类学不失个人色彩

美籍华裔人类学家杨美惠提出，要打碎人类学关于一体化的西方主体性。这一交锋可以视作考察西方主体性的一个案例。奥比耶斯科尔指出：“夏威夷人为什么把库克当作他们的神？我很自然地回顾我在斯里兰卡和非洲的经验。我无法设想在外来者与斯里兰卡人之间，在他们长期的交往历史中，可能发现任何类似的例子；或者，在这一点上，在外来者与印度人之间也同样无法设想。”他与萨林斯的这场争鸣表明，正是个人差异提供了展开民族志对话的前提。

后现代人类学过度沉湎于个人自省，这固然不免有引人类学入绝境之嫌，但不容否认，在追求真知的意义上，正是由于坦然承认生产者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具有个人色彩，才使得人类学走出了“客观性”名义下的内循环，使之既成为各门科学（the sciences）之中最具人文色彩的学科，也成为各门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之中最具科学色彩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