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船员回家，霍林斯沃斯带领船员集体向宾州当局提出申诉。他们在申诉信中控诉了船员在航行途中和抵达巴尔的摩港后遭到的恶劣对待，希望当局能给予他们足够的食物，同时给他们一张船票，让他们可以搭乘即将前往中国的商船回到他们的祖国。

这个案子兜兜转转持续了将近一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之间互相扯皮。此时的宾州州长是本杰明·富兰克林。

宾州原想把案子推给马里兰州，因为马里兰州才是事发地，但他们的计划没有成功。之后，案子转入法庭程序，最后由州政府担负这些船员的生活费，同时授权霍林斯沃斯继续照顾船员的生活。船员在宾州期间，最高行政会议批准了一个总共548磅食物和大约1500美元的生活费用支出方案，包括柴火和衣服。

这期间，有一个中国船员病倒了，霍林斯沃斯马上将他送往医院治疗。

关于霍林斯沃斯给中国船员治病的记录，可以在汤姆斯·乔治·莫顿（Thomas George Morton）撰写的《宾夕法尼亚医院史（1751-1895》（The History of the Pennsylvania Hospital,1751-1895）一书中得到证实，书中摘录了跟霍林斯沃斯和中国人有关的两条医院记录：

第一条医院记录是：1785年12月26日，“接收一名穿粗硬布的中国人。”

第二条记录是：1787年7月30日，“李维·霍林斯沃斯已经在为这几个陌生的中国人支付膳食费用，包括这名病人，他的经济状况已有困难，考虑到他保护这些人完全是出于人道原因，所以董事会一致同意免去这个病人的医疗费债务。”

在与船员相处过程中，霍林斯沃斯发现这些亚洲船员可以很熟练地使用柴火，但是不注意火炉火势，这样会有严重的安全隐患。另外，他们每天要消费近2磅的食物，势必会引起经济问题。由于原来安置船员的房间狭小，他把船员迁移到一艘护卫舰上。不过，他留下了三个中国人，霍林斯沃斯自己解释的原因是：“近来这三个中国人和其他亚洲船员时有矛盾，常有争吵，我认为最好把他们分开。”由于作为监护人的责任太重，霍林斯沃斯不想再继续担负下去。

马里兰州不予援助，最快的船票也无法安排，霍林斯沃斯又想撒手不管了。宾州认为应由国家来供养这些船员，于是向国会上诉，要求国会承担供养船员的财政费用并送这些船员回国，但仍未如愿。

一船“中国货”变身一座“广州城”

当费城为安置帕拉斯号上的船员多方奔走之际，奥多奈尔船长因为拥有一船“中国货”，瞬间变成巴尔的摩的新贵，成为全城名流竞相结交的红人。

1785年10月，奥多奈尔娶了巴尔的摩一位富商之女。他们在巴尔的摩菲尔斯岬以东的滨水区购买了约2000英亩地，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奢华的东方公馆，取名“广州”，过起帝王般的生活。

1805年，奥多奈尔在56岁去世时，他是美国最有钱的人之一，仅房产一项价值就超过50万美元。“广州城”里建有码头、仓库、住宅,直到今天，这片历史老城区仍叫“广州”。

“广州”古城沿着巴尔的摩外港，位于城市的东南部，距离巴尔的摩市中心大约2英里。虽然古城得名于创建者与广州的密切关系，但是，“广州”自始至终都是以白人居民为主的历史街区，与我们传统观念里的唐人街毫无关系。

18世纪后期，奥多奈尔的子孙卖掉了家族城堡“广州”，之后，这里便发展成为滨水工业区和蓝领工人居住区。到19世纪中期，来自威尔士和爱尔兰的移民构成巴尔的摩产业工人的一大群体。进入21世纪后，“广州”市内的工业都已外迁，游艇码头和新住宅区逐步发展起来，吸引了大批中产阶级到此定居。根据美国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截止到2014年，“广州”市常驻居民人口为11398人，其中亚裔人口只占2.3%。

向东方：搭上回家的旧船票

1786年6月，奥多奈尔船长又计划去印度和中国做生意，8月底，国会书面同意他和“切萨皮克号”帆船到中国做贸易。听到这一消息，9月，宾州行政会议决定让这些亚洲船员回国。行政会议副主席比德尔（Charles Biddle）告诉马里兰州州长，他将送这些亚洲船员去马里兰州，让他们随奥多奈尔船长一起回亚洲，如果奥多奈尔不带他们回国，那么供养这些船员的责任就由马里兰州承担，因为宾州已经供养了他们10个月。对于宾州来说，这是将船员移交给马里兰州的最好机会。

1786年9月2日，星期六，宾州最高行政会议审议通过对“帕拉斯号”船员事件的裁决，裁决书写道：“兹令：住在这座城市里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在过去几个月以来一直由州政府供养，现在我们决定将他们移送去马里兰州，那里是印度商船船长约翰·奥多奈尔先生带他们抵达的最初地方。并令：李维·霍林斯沃斯先生想办法执行这一命令。”

比德尔也收到了奥多奈尔的信，奥多奈尔在信中告知他将于下周五出发，愿意将这些船员带回亚洲，请宾州尽快将船员送到巴尔的摩。比德尔马上将此情况告诉了霍林斯沃斯。

故事定格在1786年9月，霍林斯沃斯带着他的船员回到巴尔的摩。笔者没有找到进一步的史料记载，如果没有意外的话，34名船员经历了一年多的逗留后，应该是凭着一张“旧船票”，随奥多奈尔回到了中国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