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中国古代的大航海家，人们自然会想到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展现了明朝的强大国力，但比郑和更早的一位航海家却少有人提起。《辞海》1979年版中说：“就清中叶以前有姓名可知的中国航海家而论，其游踪之广远，汪氏当居前列。”西方学者则称他为“东方的马可·波罗”。他就是680多年前走向世界的元代杰出民间航海家汪大渊。

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约出生于元代至大四年（1311）。他从小胸怀大志，敬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司马迁。至顺元年（1330），汪大渊从泉州搭乘远洋商船首次出海，元统二年（1334）夏秋回国。至元三年（1337）到至元五年（1339）第二次出海。归国后，他把两次航海的所见所闻记录整理，写成《岛夷志略》一书。该书所记录的国家或地区名称超过220个，内容涵盖经济、人文、风俗、地理、气象等，是中外交通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彰显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无穷魅力。

一

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正是泉州最鲜明的特色。泉州见证了“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繁华，是承载丝路精神的“活化石”。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泉州是中华文明迈向世界的重要出发点，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地，烙上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深刻印记。

元朝在泉州设置市舶提举司专门负责对外贸易，可见泉州在元代港口中首屈一指的地位。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西方来华游历者，均对泉州大加颂扬。十几岁时，汪大渊就来到泉州，见到操不同语言的人们比肩继踵，看到中西货物堆积如山，见到各色船只挤满港湾。用元代人吴澄的话说，即“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正因为泉州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华景象，最终促成了汪大渊的远洋航行。

汪大渊在旅途中见到了不少泉州商人，也听说了不少他们的事迹。他曾拜访过古里地闷（今东帝汶一带），提到了“昔泉之吴宅，发舶梢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泉之吴宅”应该是泉州一个吴姓的大商人，他曾带领一百多人来古里地闷进行贸易，可见元代泉州商队规模之庞大，与贸易伙伴关系之密切。

国之相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汪大渊航海事业之所以名垂后世，是因为他以善意拜访所到的每一个地方。他不畏艰险，梯山航海，长途跋涉，游历各国，增进了与沿途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倘若说马可·波罗把中国介绍给了世界，那么汪大渊则把世界介绍给了中国。汪大渊曾访问了摩洛哥丹吉尔地区。同一时期，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远渡重洋抵达汪大渊起航的泉州，并到达了元朝的大都（今北京）。东西方两位大旅行家彼此互访对方的家乡，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话。

汪大渊每到一处，总要详细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并记载当地山川、土俗、物产、名胜。在途经沙里八丹（今印度东海岸的纳加帕蒂南）时，汪大渊见到了一座高数丈的塔，走近一看发现塔上还有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工”，原来此塔为中国人所建，因此当地人称呼此塔为“中国塔”。咸淳三年也就是1267年，汪大渊在近70年后见到塔上汉字时，“至今不磨灭焉”，实际上直到19世纪初，这座塔还屹立在大地之上呢。

汪大渊还十分留心沿途各国华侨的生活状况，这些材料都是研究华侨史不可多得的材料，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航经渤泥国（今文莱）时，他描述了华侨与当地居民亲如兄弟的情景，渤泥国人“尤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在勾栏山（今加里曼丹岛西南端的格兰岛），汪大渊得知元朝“有病卒百余人”留在此地，今与“番人丛杂而居之”。汪大渊还提到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一个姓陈的临漳人，不过据学者们考证此人应是大名鼎鼎的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至于姓陈、临漳人都是汪大渊的误解。

在汪大渊的旅途中，他明显感受到了沿途国家的人民对中国人的敬重，期盼与中国人进行贸易。文老古群岛（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居民“每岁望唐舶贩其地”，往往以一种鸡雏出壳的数目，来推断中国船只能否到来、来多少艘，要是有一只破壳的话，就会有一艘中国船到来，以此类推，这反映了当地人民期盼和欢迎中国商船前来贸易。吕宋岛加麻延、巴吉弄等地的男子“尝附舶至泉州经纪，罄其资囊，以文其身。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尊长之礼待之，延之上坐，虽父老亦不得与争焉”。为何他们到泉州纹身后回到故乡会受此殊荣？因“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把到过中国的人视为无上光荣，可以想见当时中菲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