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在不断减少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存量中，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以家政、餐饮、快递等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不断扩张，制造业工人不断被分流。2018年，第三产业已经吸收全国46.3%的就业人员，而制造业就业人员占比则从2012年的30.3%下滑到2018年的27.6%。同时，制造业内部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也存在竞争，以船舶工业为代表的重工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吸引力较弱，年轻人更不愿从事这一行业。

此外，我国户籍制度也是造成制造业劳动力萎缩的重要原因。船企工人大多学历较低，在现有政策下很难获得当地户口，不能享受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保障，最终不得不返乡。同时，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对于工人来说，在家乡就业将获得更多便利。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2015～2018年，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连续4年出现下降，反映了中西部省份向沿海省份输出劳动力数量不断下滑。尽管部分船企尝试提高本地工人占比，但本地人一般不愿去船企，而外地人无法获得福利待遇而最终选择离开。

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制造企业“招工难”“用工贵”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面临的问题，再加上老龄化问题的叠加，人力资本相对金融资本将更加稀缺，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延缓这种趋势，但不可逆转。

船舶工业作为劳动力密集行业以及危险工种集中的行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劣势非常明显。多名船企负责人表示，如果不采取措施，5～10年后随着中国第一代农民工退出劳动力市场，中国船企将很难招到足够的工人维持生产。欧洲和日本都曾因劳动力成本丧失优势而经历了船舶总装建造产业的转出，但在船舶配套、船舶设计以及船舶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维持了较强的竞争力，目前仍然活跃在国际船舶工业领域。

让人担忧的是，尽管目前我国船舶工业规模庞大，但船舶配套和船舶设计等产业环节尚未形成很强的竞争力，自主品牌配套产品和高端船舶设计能力依然欠缺，如果总装厂再转移出去，中国船舶工业能否继续保持竞争力，值得思考。

日韩船企先行 经验值得借鉴

日、韩船企作为我国船舶工业的主要竞争对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造船工人不断减少和劳动力成本优势不断下降的过程。但日、韩船企通过多种措施提高效率取得了一定效果。

日本船舶工业“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出现在1990年左右，之后，日本船企就一直面临劳动力不足的局面。日本造船工业协会(SAJ)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船企用工总量（含外包工）从1976年的26万人下降到2018年的5万人左右，期间，日本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也经历了快速上涨到逐渐平稳的过程。其中，1960～1980年，日本平均工资水平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上涨；1980～2000年以年均3%左右的速度上涨；2000年之后保持在500万日元/年上下浮动（目前合30万～40万元人民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