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大撤退是我国航运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迁移行动，难度与场景远超二战大西洋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发生在长江上的这起波澜壮阔的运输事件，是长江航运史上最为光辉而悲壮的篇章。她的成功，使多个工业中心在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矗立了起来，奠定了对日本作战的物资基础，并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1. 沉船行动。

8次沉船阻塞航道的行动，共征用了商船87艘，近11万6千吨。

抗战初期，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从1937年7月到1939年初，国民政府先后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沉船阻塞航道的行动，除了征用部分老旧军舰和木船外，大部分为商船。各航运企业为拯救民族危亡，相继献出大批船舶，要塞沉船不仅延缓了日军的进犯步伐，为中国军民和军公物资的后撤赢得了宝贵时间，而且在守卫南京、保卫大武汉和湘北会战中起了重大作用，书写了救国图存的不朽篇章。

2. 撤退川江。

交通部1937年8月11日密令船舶先驶入长江中游，再择机西迁川江。国营轮船招商局在入川的江轮中，“江安”号、“江顺”号、“江华”号、“江汉”号、“江新”号、“江建”号被称作“六大江轮”，总吨达22812吨。

六大江轮的全体船员与参加试航的其他人员，不畏艰难险阻，以大无畏的精神和熟练的航行技术，穿越川江三峡天险，创造了几千吨级的巨型江轮航行川江的奇迹，“江新”号、“江汉”号在川江往返装运军公物资，更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以六大江轮为代表，招商局撤进川江的船舶总吨达25000余吨。招商局之外，多家轮船企业大小江轮撤进川江，保存了民族航运业的有生力量，对确保后方战时运输起了重要作用。

3. 抢运物资。

从1937年9月—1939年4月国民政府被迫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略强运撤退，即上海、武汉、宜昌三次大撤退，使许多重要的工厂、学校、科研单位、群众等在西南地区得以保存。

1938年11月交通部征集了2000艘木船和木船船员承担了大量抢运任务。据统计，沿江七省约有1万余民船（木船）参与了抢运任务，以每条民船最低三名船员计算，至少有3万余名船员参加了抢运物资的行动。

诚如时任汉口航政局局长王洸所言：“第一次上海迁厂，第二次国府西迁，第三次抢运汉口物资，第四次抢运宜昌器材，都是靠这长江一线的水道，才能把我们的人力物力逐步西移，我们的抗战国策才能维持到底。这点可说是水运对于国家的贡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4. 征用船舶。

 发展川江航运，政府征用船舶保障物资安全。

民生公司是维护政府战时水运的杰出代表，1937年抗战爆发时，航行于川江航线的轮船有75艘，23000吨，85%的轮船为民生轮船公司所有。

国民政府西迁后，航行川江的船舶大幅增加，民生轮船公司有轮船116艘（降为72.5%），吨位为30400吨，吨位百分比为43.18%。第二名，招商局有轮船17艘，吨位为23894吨，吨位百分比为33.94%。

5. 抗日联运。

为将水运纳入战时运输的轨道，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在抗战之初成立船舶运输司令部，并在各省设立船舶总队部。

1937年9月1日，交通部令各家轮船公司组成航业联合办事处，所有航商必须加入联运，所有轮船悉由联合办事处调度。招商局和民生等航运企业据此在南京成立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统一办理军公运输、客货运输事宜。上海、镇江、芜湖、九江、汉口、长沙等埠也先后成立办事机构，各自组织航商投入战时抢运和维持战时航运秩序。各航运企业也相应成立战时指挥系统。

组织抗日联运，是盟国接济军火物资及出口贸易的重要国际线路，保证了罗外军用物资抵达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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