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亚轮海难中，两千多条生命，永远消失。遇难人数之多，不仅在中国航运史上，即使在国际航运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江亚轮全貌

在世界航海史上，泰坦尼克号也许是最著名的海难，却不是遇难人数最多的。泰坦尼克沉没夺去了1500多人的生命，而最大的一次海难，死难人数超过泰坦尼克的一半以上。

很不幸，这次惨痛的海难发生在六十多年前的中国。

1948年12月3日，江亚轮满载3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开往宁波，在经过吴淞口外约15公里的里铜沙洋面时，船体突然爆炸，尔后沉没。2300余人，在突如其来的惨案中罹难。

因为动荡的时局和国民党政府对事故的刻意隐瞒，江亚轮海难事故调查没有完成。随着年代日渐久远，江亚轮沉没的原因至今依然迷雾重重。有人说巨轮是被国民党飞机的炸弹炸毁，有人说是船身触到了水雷，甚至有人说江亚轮被炸是为了刺杀蒋经国……

今天，我们通过幸存者的回忆，重新拼凑起这场海难的诸多历史细节，重新走入那个让2300多个无辜的灵魂葬身海底的黑色夜晚。

最后的航程

1948年底，黄浦江上的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比往年更加嘈杂混乱。

战火临近，上海这座当时远东第一大城市人心惶惶。许多寓居上海的外乡人或因暂时失业，或为避开城市乱局，或是惦念乱世中的故乡，纷纷打算回乡。宁波是在上海谋生的外乡人最大来源地之一，当地还有冬至祭祖的风俗，因而从11月下旬开始，从上海到宁波的沪甬航线就格外忙碌和拥挤。

江亚轮停泊在上海码头时的照片

12月3日下午，江面平静，清风徐徐，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江亚轮停靠在十六铺码头边上，它是沪甬航线上最先进、豪华的一艘大型客货轮。

江亚轮原是日本东亚海运株式会社所有，原名“兴亚丸”。这艘船长102.4米，排水量3365.7吨，马力2500匹，航速18节，原设计可载客1186人。抗战胜利后，江亚轮被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部接收。国民政府为补偿国营招商局在抗战期间沉船封港的损失，旋将江亚轮等五艘轮船转拨招商局营运。经招商局改造后，该船可载旅客2250人，设有特等餐厅、休息室等，是上海招商局六大新型客轮之一。

到1948年时，江亚轮船龄未及10年，仍处“壮年”，无论外观、设备，在当时均堪称一流。停泊在繁华的上海滩，江亚轮也是黄浦江上繁忙船队中的明星。

等待上船的客人早已在码头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排在队伍第一个的叫严阿土。他是上海电池厂的一名普通宁波籍工人。因为买的是统舱（散客，最低等舱位）票，没有铺位号，所以他早早来到码头，希望能早上船占一个好位置。

临近开船，上海闵行南货店老板的女儿徐小文和她的未婚夫林瑞生才坐着人力车匆匆赶来，她要去宁波看望外公外婆。出门前收拾东西、梳妆打扮花了太多时间，险些迟到。

许多年后，徐小文和家人回忆登船的一刻，最深刻的印象是她挎着林瑞生的胳膊走过检票口，满心的紧张和幸福。

登船队伍的旁边，几个票贩子在兜售黑市票。宁波镇海人金国平一手拉着妻子，一手拉着才过一周岁的儿子，和票贩子讨价还价。

票贩子开价太高，他们夫妻决定第二天买着船票再走。金国平一只脚已经踏上了车夫的三轮车，一个票贩子却突然拉了他一把，压低了船票的报价。

金国平后来反复念叨，他作出了一个悔恨终生的决定。一家三口拿着两张三等舱的票，通过了检票口。

船马上就开了，登船的舷梯已经抬离了码头。在上海一家军服厂打杂的19岁青年邹信芳从码头上飞奔而来，手里挥着头一天买到的统舱票，大喊：还有乘客！

江亚轮不会为一个统舱乘客再放下登船梯。码头上的工人告诉他，船尾有小门，还在上货。邹信芳赶紧跑过去，找到一个搬行李的，塞给对方几张钞票，终于跟着行李夫穿过后门，踏上了江亚轮。

邹信芳大概是最后一个登上江亚轮的人。

根据现存于上海档案馆的当天江亚轮乘客名单统计，12月3日共售出船票2207张，加上江亚轮船员186人，那天在江亚轮上有案可查的人员为2393人。

实际人数却远不止于此，江亚轮上还有大量的“黄鱼客”。

所谓“黄鱼客”，指的是没有船票、通过各种关系登船的人。

江亚轮海难幸存者戴仁根就是一个“黄鱼客”。戴仁根回忆，那年他只有18岁，在上海一个商行当学徒。因为没有买到船票，他找到了在江亚轮上做水手的舅舅。舅舅把他带上了船，安置在二等舱。

宁波晚报编委蔡康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因为家庭和工作的关系，他追访、研究江亚轮海难已有数十年。

蔡康告诉记者：“除了有据可查的乘客名单，还有后来在船上补票的400多人，军人和孩子不用买票，大约300人。在船员的庇护下躲过查票的据说有百余人，保守估计船上应该有3200余人。”

超载，对那个时代沪甬航线上的轮船来说司空见惯。江亚轮也这样航行过不知多少次，没有人觉得有何不妥，甚至很多人把超载当成了理所当然的牟利手段。

当天15时30分，江亚轮船长沈达才上了船。沈达才从1934年10月开始船长生涯，到1945年5月担任江亚轮船长的时候，已是阅历丰富的“老船长”了。

沈达才的孙子沈永清，在沈达才身边长大，却几乎从未听他谈起过江亚轮的事，问他也不愿回答。沈达才逝世后，沈永清撰写《江亚轮船长人生沉浮》怀念爷爷，也只能从档案记载和他人的回忆中来拼凑当时的海难事件。江亚轮是沈达才一生的隐痛。

而沈达才最后一次登上江亚轮时，原本要开启的是一次轻松的航程。当天的气象报告，晴到少云，气温3摄氏度-7摄氏度，风力2-3级。这是冬天里非常适合航行的好天气。

16时整，沈达才下达指令：开船。江亚轮拉响了长长的汽笛，离开了十六铺码头。

爆炸

江亚轮的最后一条航行记录是，18点35分，依照既定航道驶入吴淞口里铜沙浅滩附近海面。

这条既定航道是从十六铺码头起航，沿着黄浦江驶入长江，顺流而下进入大海，然后右转，沿着海岸到达宁波。航线距离不长，江亚轮用不了一夜就能跑到。里铜沙浅滩附近已经进入大海，通过了船只往来穿梭的吴淞口，下面的航程就轻松了。沈达才放心地离开驾驶舱，去餐厅吃饭。

冬天的夜来得很早，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通过水手舅舅上船的戴仁根没有船票，虽然舅舅把他安置在二等舱，但那里并没有他的铺位，只能自己找地方待着。他无所事事地在船上闲逛，来到三等舱左前的船舷旁，眺望夜色中的大海。戴仁根记得，他看到江亚轮前方有一两处灯光，应该是有小船在航道上。江亚轮鸣响了两次汽笛，小船很快让开了。

就在汽笛声响过几分钟后，船体后部忽然传来炸雷般的一声巨响，江亚轮像打了个冷颤一样震颤了一下，正准备回到船舱的戴仁根被晃了个趔趄。

退潮时，江亚轮沉船露出水面的部分

随后，江亚轮上所有的灯都熄灭了，顿时陷入一片漆黑。

沈永清说，沈达才是在离开驾驶舱大约10分钟后，突然听到“轰”的一声，同时感到船身猛烈地震动。他慌忙跑出了餐室，直冲驾驶舱。

江亚轮上已经乱作一团，上等舱的乘客们冲出舱室，不知所措地拥挤、冲撞着，到处都是哭喊、惊叫声。

沈达才赶到驾驶室，这里只有几个水手在值班，大副、二副或不在值班时间，或不在岗位上。爆炸骤然发生，沈达才一时搞不清究竟是什么爆炸，但可以肯定爆炸发生在船上，威力巨大，江亚轮很可能因此沉没。他依据着十几年的船长经验，几乎本能地向舵手下令，船头向右转90度，离开航道，紧急冲滩。

对沈达才的这个命令，蔡康分析说：“这是江亚轮发生爆炸后第一时间能做出的最正确的决策。沈达才显然很熟悉这条航道的水文地理，里铜沙浅滩一带水不深，让江亚轮冲滩是想在浅滩搁浅。虽然这样船体会受损，但如果冲滩成功，或许可以阻止船体的下沉。”

但是，在那个漆黑的冬夜，冲滩没有成功，汹涌的海水没有给江亚轮留出冲滩的时间。

沈达才下令冲滩后，没有得到更多的爆炸情况汇报，他只能自己去船尾查看。然而江亚轮的走廊、过道里，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乘客，沈达才艰难地推挤着众人前行了一段，最终决定放弃，又折回驾驶舱。

此时，几个高级船员和水手也来到了驾驶舱，带来了新的情况。轮机长和司炉报告说，轮机没有问题，锅炉也没有爆炸。这两处没有发生问题，基本可以排除江亚轮是自身爆炸。但无论是自爆还是外力造成爆炸，爆炸都已经发生，江亚轮面临的是灭顶之灾。

更坏的消息是，江亚轮的电报房在船后侧，爆炸中被彻底炸毁，报务员一死一伤。电报是当时在海上最快捷的通讯方式，江亚轮已经没有了这条呼救的途径。

另一种呼救的方式是汽笛。国际通行的轮船遇险呼救信号，是六声短汽笛。而江亚轮的汽笛仅仅短促地响了一声，就再也发不出声音，像是留在世界上最后的呜咽。

“救救我的孩子”

江亚轮没能冲上浅滩，船尾开始快速下沉。此时船所在位置的坐标是东经31度15分、北纬121度47分，距离吴淞口只有三十华里。

冰冷的海水先灌入了船体最下面的货舱和统舱。

第一个上船的严阿土就在统舱之中，他如愿占到了一个铺位。但是没在那里坐多久，铺位就被一个彪悍霸道的中年男人强占了。严阿土惹不起，只能躲得远远的，盘腿坐在扶梯下忍着。万万没想到，这个委屈却让他躲过劫难。

爆炸发生时，严阿土下意识地顺着楼梯往上跑，等他爬出舱口时，海水已经开始涌进底舱。严阿土回忆，他是第一个从那个舱口爬出来的，而他的身后没有几个人跟出来。

统舱之中，以铁栅栏门分隔开不同的区域。那天晚饭前，因为没有票的登船人太多，船上曾经查过票。来查票的人怕无票乘客躲避，就把通道上一些铁栅栏门关闭了。

大难临头之际，统舱之中，很多人就死死地抓着铁栅栏门，被海水瞬间吞没。

惊天动地的哭喊声，在海水的上涨中慢慢变小，最终寂静。

爆炸发生时，最后一个上船的邹信芳正站在四等舱的过道。那一声巨响和震撼让他“整个人都蒙掉了”。大概两三分钟后，邹信芳清醒过来，这时海水已经灌入舱体。水势极为凶猛，转眼就到了齐腰深。跑是根本来不及了，在急速的水流和越来越深的水中，走路都极为困难。

邹信芳会游泳，可是在狭窄拥挤的四等舱中根本施展不开。他顺着水流漂浮着，左冲右撞，极为幸运地爬到上层。他后来久久不能忘记，就在他身后不远，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子大声哭喊着：“救救我的孩子！”

等邹信芳艰难地爬到上一层的甲板，想回头拉一下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时，汹涌的海水已经把整个四等舱淹没，舱门下是翻滚着的海水，黑如墨，深如渊。海水还在向上喷涌，邹信芳没有办法，只能再向上层甲板跑去。

三等舱位于江亚轮的主甲板，同样因为查票，这里一些区域的舱门被锁上了，船难发生时，却没有人想起把这些铁门打开。很多人逃生的机会被彻底锁死。

在三等舱的金国平夫妇还算幸运，他们抱着儿子跑出了舱室。但是江亚轮的船体很快倾斜，一家三口和甲板上的很多人掉落进冰冷的海水。

最上层的一等舱和特等舱，票价高昂，所在者非富即贵。

徐小文和未婚夫林瑞生就在一间特等舱里。爆炸发生时，这里感受到的冲击最小。爆炸声响起，电灯骤然熄灭，没等他们出门查看，特等舱的茶房（服务员）已经端着点亮的蜡烛进来了。茶房告诉他们，是锅炉出了问题，没有大事。

仅仅几分钟后，这个茶房又神色慌张地走进徐小文他们所在的舱室，摘下了墙上挂着的一个救生圈，转身就跑。临出门才丢下一句：船要沉了，你们也快逃吧。

接下来的一幕让徐小文终生不能释怀。

蔡康曾采访过为数众多的江亚轮幸存者，对徐小文的故事最为感慨唏嘘。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爱情故事没有发生在江亚轮上，徐小文的故事是个反例——林瑞生把仅剩的一个救生圈套在了自己身上。

两个人跑出了舱室，很快在拥挤奔逃的人群中被冲散。徐小文摔倒在地，被一双大手拉起来，一直拽到了顶层甲板——那不是未婚夫林瑞生，而是一个好心的陌生人。

江亚轮的下沉极为迅速，仅仅十几分钟后，汹涌的海水就淹没了主甲板。因为很多舱门被锁，三等舱以下的乘客只有少数人逃生，多数人因为无法在几分钟内爬上最高层甲板，随着江亚轮沉入海底。

船长、船员的责任

江亚轮船长沈达才下达的冲滩指令没有成功，但多少还是起了作用。

沉没后的江亚轮，烟囱、桅杆等部分船体曾露出水面很长时间

据事后勘察，江亚轮在沉船位置的船头明显偏右，指向海岸方向。船尾快速下沉抵消了部分冲向浅滩的过程，但是里铜沙海面毕竟是浅滩，最浅处仅7米。102.4米长的江亚轮斜着身子入水，尾部触到了海底，让江亚轮的烟囱、桅杆、一部分上层甲板在此后的几小时仍然露出水面。

侥幸逃出下层舱室的人们不断聚集到顶层甲板上。更多的人在船体倾斜时掉进海水。不会游泳的很快溺水，即便会游泳，也有不少人被冻僵，沉入水中。还有一些人在冰冷的海水中挣扎着，被水流带着四散漂去。

漆黑一片的海面上，江亚轮露出海面的部分完全被夜色遮蔽。寄命于上的有数百人，其中包括船长沈达才和绝大部分船员。海难发生时，本该承担组织救生责任的他们却完全和惊恐失措的乘客一样。在此后很长时间里，江亚轮的船长和船员们都因此备受谴责。

沈达才在余生里，即便是对孙子沈永清，也绝口不提江亚轮之事，恐怕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因为沈达才等人的沉默，后人了解到的江亚轮自救措施几乎为零——事实很可能也是如此。在当时媒体对江亚轮海难的报道中，很多都提到了一个细节：没有人想到去释放江亚轮上的救生艇。这样最基本的自救措施也没有实行，船长和船员难辞其咎。

戴仁根的舅舅是江亚轮的水手，他的回忆中有不少细节涉及到舅舅，也让人从一个侧面了解到爆炸发生后江亚轮船员的反应和作为。

爆炸发生时，戴仁根在三等舱旁的甲板上，舅舅很快找到了他，叮嘱他在原地别动，随后匆匆离去。

没有等到舅舅回来，戴仁根就被冲到了海里，幸运地被一艘渔船救起。多年以后，他才知道舅舅为何没有回来找他。一个从江亚轮上逃出来的厨师告诉他，戴仁根的舅舅确实找到了两个救生圈，但是在寻找戴仁根的途中，救生圈被一群乘客围上来夺走，他又回舱去找救生圈，这次没能从舱里出来。

戴仁根的舅舅在海难中丧生，戴仁根的回忆也带着伤痛，但从中还是能够看出，作为船员的戴仁根舅舅在海难发生时并没有任何组织救生的举措，反倒是和乘客争抢救生圈，为的是自己和外甥——等同于自顾逃命。

而通过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还原的海难过程，充满了恐惧、悲伤和愤怒的情绪，船长和船员们被千夫所指。

1948年12月8日《宁波日报》社论愤怒发声：“二千余人浮尸海洋，招商局诸君心何得安？……为嗣后千千万万旅客的安全，为失职航海人员立一炯戒，铜沙洋面应该有人自杀以谢被难旅客。”

在后人的追访研究中，江亚轮的救生措施不力被视为海难丧生人数众多的一大原因。语气激烈者说：“作为‘江亚轮’船长的沈达才，既没有组织船员对旅客进行救生，更没有坚持在难船现场以身殉职，却凭着经验和对‘江亚轮’船舶结构状况的熟悉，首先逃命。”

“从江亚轮爆炸到最后全船沉没，船长及船员基本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救生措施……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这已经是最客气的言辞。

即便是沈达才的孙子沈永清，在《江亚轮船长人生沉浮》中也没有讳言：“那么大的海难，尽管当时有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作为船长采取的措施是不力的。这也成为他日后的一大伤痛……”

最让沈达才被责难的，是他离开江亚轮的时间。

据《江亚轮船长人生沉浮》描述，大概在江亚轮发生爆炸后两三个小时，同属于招商局的茂利轮经过这片海域，获知消息，随即在离江亚轮不远处抛锚。茂利轮的灯光让江亚轮船顶上聚集的幸存者看到了希望。

“船长沈达才和另外两名船员一道来到船边，用手作喇叭对着茂利轮大喊：‘我是沈达才，某某（大概是茂利轮的船长）在吗？江亚轮出事了，快来营救！’接着茂利轮放过一条舢板，说是接船长和船员过去商量营救的办法。沈达才和一个船员乘舢板过去了。许久，舢板载着那个船员回来了，沈达才没回来。”

发生船难时，船长最后一个离船，这是航海业通行的规则，而沈达才却在救援到来时第一个离开了江亚轮。他身后，数百名幸存者挤在江亚轮随时可能没入海底的船顶上。

那个船员回来后，安抚幸存者说，“茂利轮已答应把大家都驳过去”，在船顶上的其他几个船员这时站了出来，让妇女、孩子和老人先上小舢板，轮番摆渡。沈永清认为：“江亚轮爆炸后，这是船上的工作人员唯一的一次站出来维持秩序。”

茂利轮比江亚轮小得多，当时在超载状态，能承接的幸存者不多，多数幸存者又在不久后被转移到赶来救援的江亚轮姊妹船江静轮上，茂利轮救援的幸存者具体数字已经无法还原。但可以肯定的是，向江亚轮施以援手最早、救援人数最多的不是它，而是几艘恰好经过出事海域的民船。

救援

招商局派出的救捞队，从江亚轮残骸中捞出遇难者遗体

江亚轮发生爆炸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当天晚上8时许，位于上海的招商局海运值班室才接到了江亚轮失事的电报。

江亚轮的电报房在爆炸中被毁，不可能自己呼救，发出这条呼救电报的，是两艘渔船。

这两艘渔船属于华孚渔业公司，当天刚刚完成捕捞作业，结伴返航。漆黑的夜色中，它们起初并没有看到只剩一个船顶的江亚轮，而是已经漂离失事地点数百米的几个幸存者。

两艘渔船救起了幸存者，获知江亚轮失事的消息，随即转向失事海域。因为担心在夜色中撞上落水的江亚轮乘客，它们只能减速慢行。

离失事地点越近，海面上的落水者越多，在目力所及的海面上就漂浮着上百人。见有船驶来，落水者们拼尽力气向两船游去，渔船的船舷上，攀满了一双双肿胀发白的手。

两艘渔船吨位不大，且舱体里已经装满了鱼，吃水比较深，救了一些落水者之后，船体开始摇晃，并灌进了海水。

无奈之下，两艘船只得带着救起来的28名江亚轮乘客，匆匆驶离。它们为江亚轮发出了求救电报和失事的位置信息。

获知江亚轮失事，招商局马上发出电报，调派轮船前往救援。距离失事地点最近的是江亚轮的姊妹船江静轮，当时正在由宁波驶往上海的途中。

但是无论是从上海出发的救援船还是航行途中的江静轮，全速赶到出事地点也需要三四个小时，幸而，江亚轮失事海域附近的一些船只及时伸出了援手。

“那天晚上营救江亚轮遇难旅客的众多船只中，有一艘金源利号运输船，为救援立下了汗马功劳，它是很多江亚轮船难幸存者心里的诺亚方舟。”蔡康说。

金源利号是一艘木壳机帆船，属运输货船，排水量300吨，仅为江亚轮的十分之一。

这艘船的船主叫张翰庭，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当时是浙江省参议。通常情况，船主不会参与船只的经营性航运，那天张翰庭随船同行出于偶然。几天前，金源利运输一船橘子至上海，途中遭遇风浪，大部分橘子倾覆入海。船主张翰庭到上海与货主商谈货物损失及赔偿。12月3日，他搭乘自家金源利机帆船返回浙江温岭，出上海行驶未远，正值江亚轮遭遇灭顶之灾……

《申报》1948年12月12日在四版登出《奋勇救难义侠可风》一文，叙述了张翰庭最初发现江亚轮遇难的情状：

“至晚上八时许，张被船夫在梦中唤醒，谓近处一片嘈嚷，似有变故。张初疑盗警，继闻呼救之声，并出电筒照视后，始知江亚失事，当即命将船靠近，实施抢救。”

正因为船主张翰庭在船上，他能够当机立断，展开了很多船只不敢为之的救援行动。

“航海的人都知道，大船在沉没时会激起巨浪，并带翻靠近它的船。作为多年经营海上运输业的船主，张翰庭当然对此十分清楚，江亚轮大过金源利十倍，一旦全部沉没，产生的冲击波肯定会给附近的船只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蔡康说。

百米长的江亚轮当时已经大半没入水中，只有船顶露在水面，从外部无法看到它的尾部已经触底。即便是明确这一点，江亚轮也还存在着随时侧倾的风险，那同样会造成完全沉没。

当时对江亚轮展开救援的船只，都是在它周围抢救落水者，即便是同属于招商局的茂利轮，也与江亚轮保持了一定的安全距离。

只有张翰庭，决定冒险靠近这艘正在下沉的大船，去救出船顶上的那些人。

金源利缓缓驶向了江亚轮，船头触碰江亚轮的船顶，呈“丁”字形连接，用缆绳绑在了一起，让争相逃命的乘客们可以跳过来，也可以很快地游过来。

小小的货轮已经抛货清舱，把所有的空间都留给了江亚轮的幸存者。金源利上很快挤满了人，再也容不下立锥之地，江亚轮船顶的幸存者还在向这里涌过来。照此情形，金源利也要面临倾覆的危险。

解开缆绳已经没有可能，一个水手情急之下用斧头砍断了缆绳。霎那间哭声一片。

张翰庭于心不忍，把最后两条小舢板也放了下来，又从冰冷的海水里夺回几十条人命。

晚上9时左右，满载着幸存者的金源利开走了，江亚轮的下沉还在继续。只有船的桅杆和一小部分船头还露在海面上，挤在上面的二三百个人只能企盼下一艘救援船的到来。

终于，大约一个小时后，黑暗中又有了亮光靠近，一艘跟江亚轮差不多大的轮船驶向出事地点。江静轮来了。

一直攀在江亚轮桅杆上的邹信芳，是最后一批获救的江亚轮海难幸存者，他被接上了江静轮。他事后回忆说：“我上船最晚，获救也是最后，我是最后被救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我获救后，只露出最高台格和桅杆、烟囱的江亚轮上基本没有活人了。”

此时，海面上仍然散落着一些落水者，他们慢慢地被冻僵，随后沉入海底。也有少数人被路过的小渔船救起。

12月4日凌晨3点，金源利等参与救援的船只到达吴淞口，但因为战时上海实行宵禁，竟然无法在夜间开进黄浦江，金源利不得不载着数百名惊魂未定的幸存者原地抛锚等待。

直到早上7点，金源利才被放行靠上招商局第7号码头。

此时，招商局的国强、国山两艘拖轮才出发，带着潜水员和救护人员50多人，赶往江亚轮出事地点进行救捞。江亚轮失事已经过去十多个小时，等到他们抵达现场，“救”的意义已经基本没有了，他们的任务只剩下“捞”——从冰冷的海水中、江亚轮的残骸中，捞起遇难者的遗体。

江亚轮救捞现场

据事后统计，江亚轮海难中，共有900多人获救生还。其中金源利号救起453人；江静轮救起266人，大部分是从茂利轮转乘过来的；其他各类船只救起100余人。有姓名可查的江亚轮幸存者包括船员共771人，尚有一百多人因种种原因已无法查到姓名。

两千多条生命，永远消失。遇难人数之多，不仅在中国航运史上，即使在国际航运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爆炸谜团

12月4日傍晚，江静轮返回上海外滩招商局码头，同船归来的有两百多位幸存者，还有数百具遇难者的遗体。

此时，码头上已是人山人海，江亚轮乘客的亲属纷纷拥上前来，寻找自己的亲人。不久，遇难者尸体被摆放在上海滩码头，等待亲人认领，其状惨不忍睹。

随后，所有尸体转往桃源路停尸场入殓，死者家属跟随而至，哭声震天。在遇难者家属要求下，搜救工作又持续了3天，共打捞出有名有姓的尸体1383具，其中男性629人、女性414人，男童208人、女童132人。而全部的死难者数字，保守估计也要2300多人，至少有一千人尸骨无存。

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成立“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和招商局要求赔偿。招商局却来了个“搅稀泥”，以“失事原因尚未查明”为借口，对赔偿问题既不拒绝也不表态。

此后未及一年，国民党政府倒台，江亚轮海难“失事原因尚未查明”，谜团一直留到今天，迄无定论。

“锅炉爆炸”是最早被提出的爆炸原因，江亚轮幸存者也多倾向于此。有幸存者回忆，“轮上管理及其人员，每于轮出吴淞口后，即擅离职守，聚众赌博”，因而忽略锅炉压力，引发爆炸。

“锅炉爆炸”之说也最早被排除。

江亚轮失事后数天内，招商局多次派潜水员下水勘察，确定“裂口位置于右舷之后部，裂口之最前端起至第38根龙骨（即船体骨架）为止，长约20英尺（合6.1米）。上则自护舷木起，向下伸展，其直径约8英尺（合2.4米）。”这个位置离江亚轮锅炉有近20米远，中间还隔着引擎室。而且如果是锅炉爆炸，江亚轮的烟囱必然遭破坏，而事实上，它的烟囱一直保存完好，是最后没入大海的船体构件。

另一个说法则是“定时炸弹”。抛出这个说法的人别有用心，说江亚轮爆炸是共产党所为，目的是要炸死有时会乘坐这艘船的蒋经国。

招商局打捞组似乎有意配合此说，在调查报告中提供了一个细节：轮上之无线电员尸体捞出后，身上炸烂处颇多，可知爆炸系船内发生。

但这样的无稽之谈，在招商局组织的专家调查组中都没有得到认可。这个专家组包括了当时上海造船企业的厂长、工程师、大学教授等13人，还有一位美籍博士。他们结合水下调查的结果分析，江亚轮被炸裂口长达9米，是巨大的爆炸引发。而个人能携带的定时炸弹或其它爆炸物，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爆炸威力。

因为故意拖延善后问题，招商局最终也没有给出确定的事故原因。不过，当时的专家调查组实际上已经近于一致地认为，江亚轮的爆炸是因为“误触水雷”。

时任中国渔轮公司副经理顾久宽是专家调查组成员之一，他在答《新闻报》记者提问时认为：“江亚轮此次爆炸惨案，可能是碰上一种战乱遗留的漂流水雷。若干月前，大西洋上曾有类似江亚轮惨案事件发生。”

不过，这只是顾久宽的“个人看法”，国民党当局和招商局并未公开认定此说。因为水雷的始作俑者正是国民党当局。

抗日战争时期，为阻挡日军军舰顺长江进入中国内河，国民党海军在长江口水道沉船设障，同时布置了大量水雷。可是抗战胜利后，他们却不排雷，给长江航道留下了隐患。直到新中国成立，人民海军新成立的扫雷艇大队才把那些水雷彻底清除。

江亚轮“误触水雷”的说法流传最广，也是现在很多历史研究者认可的推测，但是仍缺乏实证。招商局潜水员水下调查的报告中提到：“裂口处的钢板向外翻出，下端却又向内凹进，形状古怪”，与水雷在船体外爆炸造成的破坏并不完全相符。

2000年发生火灾意外的江亚轮残骸，此前该船已经退役多年，早已宣告报废

江亚轮失事40多年后，在事故后接任招商局经理的胡时渊，撰文《我所知道的江亚轮沉没真相》，披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内幕——

胡时渊说，在1949年4月间，他的前任徐学禹宴请国民党海军部长桂永清吃西餐，他陪同参加。桂永清在席间告诉他们：江亚轮是被海军飞机的坠弹击沉的。

据胡文中桂永清所言，当时海军得到情报说海州的国民党部队有意投向共产党，便急派一架轰炸机携带五百磅炸弹前去侦察轰炸。但是飞机越过海州时未发现部队行动，于是带弹返回。飞经吴淞口上空时，炸弹因机械失灵脱钩落下，正好落在江亚轮的舷侧，爆炸摧毁了江亚轮。

胡时渊的回忆文章写得很细致，看上去言之凿凿，一时间“炸弹脱钩说”广为流传。但这个说法太过偶然和传奇，并没有得到多数历史研究者的认可，很多疑点无法解释。

桂永清是当时的国民党海军部长，没有理由主动说出所谓“真相”、给自己揽上责任。即便真有轰炸机的炸弹脱落，在夜色笼罩的大海上，飞行员也不大可能从空中判断出那枚炸弹落在哪里、炸到了什么。在江亚轮幸存者的回忆里，从未有人见到有飞机飞临上空。

60多年来，关于江亚轮的各种考证层出不穷，却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能够对这件事盖棺定论。它爆炸沉没的真相，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最后的纪念

由于江亚轮罹难者大都为宁波籍，巨大的遇难者数字成为举城之殇。几乎每个宁波家庭都与江亚轮海难有着关系，或是家人，或是亲戚，或是朋友，曾经熟悉的人转眼间就成了死难者统计中的一个冰冷数字。

而在江亚轮海难的善后中，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和招商局表现极为冷漠，让人心寒齿冷。

招商局始终以“失事原因尚未查明”为由，推诿赔偿责任。即便是江亚轮失事原因的调查需要时间，仅就当日客轮严重超载这一条，就足够追究招商局有关责任者渎职之罪。但是没有任何招商局人员为之负责。海难发生时的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居然还在几个月后升任董事长。

江亚轮幸存者和轮舵合影

1949年2月，数千名愤怒的江亚轮遇难者家属聚集在招商局门口，抬棺抗议。结果，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派出大量警察弹压驱散，几乎酿成大规模流血冲突。

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全部结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政局一片混乱。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集结长江北岸，渡江战役即将打响。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根本没有心思去做任何江亚轮事件的善后。招商局掌控着航运，是国民党权贵逃命的途径，这时更有了上海军政双方撑腰。徐学禹态度强硬地向死难者家属声称：在责任未明确之前，决不赔偿抚恤金；即使责任判定，也不能接受遇难者家属提出的赔偿金额和条件。同时，他还威胁要追究遇难者家属妨碍公务、破坏航运安全的重大责任。

直到上海解放，江亚轮的善后事宜仍未解决。此后，江亚轮事件被慢慢淡化，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从1998年江亚轮沉没50周年开始，由宁波晚报出面组织，每年的12月3日，江亚轮的幸存者都要举行聚会，直至2008年，十年间从未间断。只是，能来参会的幸存者越来越少。

“2008年是最后一次聚会，因为老人们都年纪太大了，行动不便，我们决定此后不再延续每年的聚会。”蔡康说。

在船难中幸存的人们，很多都因为那个黑色的夜晚改变了一生的轨迹。

金国平一家三口一起上船，一起落水，被救起的只有金国平一人。金国平几乎疯掉，余生里，时常自言自语地念叨“不该买那两张黑市船票”。

徐小文在江亚轮的船顶上等到了救援船。上岸后，她发现未婚夫林瑞生也逃得性命。徐小文解除了和他的婚约。这个富家小姐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护士，终生未嫁。

通过当水手的舅舅登上江亚轮的戴仁根，在海难发生时与舅舅失散。他落水后抓到了一根木头，凭着年轻体力好，抱着这块木头在海上漂浮了近两个小时，幸运地被一艘渔船救起。

“戴仁根告诉我，经过那场劫难以后，他一辈子再也没有坐过船。”蔡康说。

承载着沉痛历史的江亚轮，并没有永远沉没于海底。

195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打捞江亚轮。前后历时160余天，终于使沉没八年的江亚轮重见天日。

捞起后的“江亚轮”残骸，虽已断裂成两段，但钢板、机器、锅炉都还很好，具有修理恢复使用的价值。1959年，江亚轮在江南造船厂被修复一新，通体被漆成了亮丽的乳白色。

首航当日，江亚轮满载当年罹难旅客的家属和上海各界代表400余人，再一次从外滩十六铺码头出发。航至当年的失事地、两千余人的蒙难地，汽笛鸣响，悠悠不绝。

此后，江亚轮改名为“东方红8号”，往返于上海和武汉之间的航线，一直运营到1983年退役。曾经遇难的江亚轮死而复生后，又发挥余热达24年之久。“江亚轮”的名字和它经历的那场惨痛海难，渐渐少有人知。

2000年，它作为报废船只被私人买下。拖回温州不久，意外再次降临这艘命运多舛的轮船。一场大火将它烧得体无完肤，只留下一个舵盘，作为江亚轮最后的遗存物，留在了宁波海事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