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后,矛盾出现 中国水手的身影,渐渐消逝

公司与华人奇特而良好的合作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然后,矛盾也出现了。针对中国水手的特殊法规,开始被一一确立。

“比如吧城当局发布法令,要求到访的中国人,要按月交12斯梯弗(0.6盾)的暂住税。而在荷印公司驻爪哇的总部巴达维亚,城里和城郊居住的所有14岁以上的中国男性都必须按月交纳人头税,以免于服军役或劳役。”包乐士教授说。

还有一点,传统上,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上的船员是从多个欧洲国家中招募的,中国船员混迹其中,格格不入。虽然公司许诺每月给他们9至10个银币,但订立契约的决定权掌握在垄断者手里,船员们的生活艰难。

1783年10月,离开巴达维亚的Java号和Slot ter Hoge号上的中国船员,甚至还受到了虐待。最严重的一次,1740年的秋天,因为巴达维亚城的经济危机、非法移民现象的猖獗和华人社区中领导阶层的瓦解,当地还发生了“华人大屠杀”(史称“红溪惨案”)。

水手这个名字,渐渐成了禁忌。

回想起这一段航海史,包乐史教授感慨:一边是阿姆斯特丹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画面,一边是中国水手在船上艰难的工作条件,这些在大航海时代中奋进的中国水手,是不该被遗忘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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