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测预警设施完善

在应对洪涝灾害上，我国古代十分注重水文的观测和预警。我国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七大水系，因为河流泛溢影响着水运、灌溉和生活用水，关系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历代都很重视防汛抗洪和汛情通报工作。史料记载，从大禹时代起我国就开始重视对水文状况的观测和分析。随着社会的发展，历代更是注重在各河流要处建站监测水文。有着“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称的“白鹤梁”，就是我国古水文站的一处罕见遗迹。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由于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3米，几乎常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古人会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从唐代起，古人便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并刻“石鱼”作为水文标志。白鹤粱石鱼题刻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断续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共镌刻163则古代石刻题记。因此，白鹤梁是世界最早期的“水文站”，显示了我国古代水文监测的历史成就。

在宋代，水文监测更加规范完善，技术手段更加先进。那时，在今江苏苏州吴江上立了两座水则碑，史料记载，建于1120年。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当时规定水位位于一划处，无论高田低田都不会受灾;超过两划，极低田地会受灾;超过三划，低田受灾……超过七划，极高的田地也会受灾。如果有一年洪水位特别高，即在水则碑刻上：该年水至此。该水则碑刻写的最早年份是1194年。

由此可知，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而且也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记录。从水则碑我们可知宋代为统计汛期农田被淹面积，已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这也是我国观测水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早记载。

洪水预报办法多

应对洪涝灾害，洪水预报和报警很重要，古人称为“汛情奏报”，也称“报汛”。据史料记载我国在先秦时，已形成了“报汛制度”。《秦律·田律》中，记载有秦国的规定：在庄稼生长期下雨，要及时报告降雨量，“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此后，历代都有相应的报汛制度。东汉时期还要求地方政府从立春便开始报汛，据《后汉书·礼仪志·请雨》载：“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北宋则规定，在整个汛期，地方主政官员、主管官员必须坚守岗位，随时报汛。黄河、汴河等河流两岸的府州长官，须兼任本地的“河堤使”，责任到人，对水位涨落随时上报。

出现汛情，除了奏报上级和朝廷，便于协调指挥应对洪涝灾害外，还要及时告知灾区民众转移避险，在没有现代通信设施的古代，都采取哪些报警手段呢?古代官府设置了报汛驿站，报汛又叫“水报”，与战时的“兵报”一样重要。根据汛情的发展情况，古人会采取“羊报”“马报”“狗报”“步报”等多种报警手段。

所谓“羊报”，最初是黄河遇险时报汛之法，报警差役带着水签，乘充气羊皮筏，从上游而下，将观测到的水位刻在标签上，陆续投掷报汛。清张九钱在其《洛中集》中对“羊报”作了详尽的记载，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根据历史上洪水水位情况刻有一道痕，如水位超刻痕一寸，预示下游某段水位起码水涨一丈。当测得险情时，“羊报”便迅速带着干粮和警讯“水签”，坐上羊舟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随流漂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

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在缓流处接应，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这种“羊舟”也很独特，它用大羊剖腹剜去内脏，晒干缝合，浸以青麻油，使之密不透水，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沉，颇似皮筏。“羊报”执行的是一种十分危险而重要的任务。古代的“羊报”过程中，报警差役经常遭遇很多困难，有的因在河中扑腾多天，早已饿死、撞死或溺亡，幸存者可谓九死一生。他们为了防汛抗洪真是出了大力。

“马报”则是乘快马报汛，明清时称为“六百里飞马”。古代黄河常决口，淹没农田村庄。因此，在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行政主官就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快马迅驰，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口。这种水报属接力式，站站相传，沿河县份皆备良马，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一旦发现洪灾，即通知马夫接应，逐县传到开封为止。当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竟比洪水还要快。

到了明代，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更是总结出的一套可行的报警方法：如果出现险情，要立即悬旗、挂灯、敲锣，发出紧急抢救信号，提醒抢修，安排群众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