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历经风雨的天津大沽船坞迎来了130岁“生日”。庆典仪式上，船厂收到了热心市民制作的“船坞春秋”等两部剪报长卷；同日，由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作序，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题词的《图说大沽船坞》出版。这一切，都被永久收藏进了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

　　天津大沽船坞曾是北洋水师舰船维修基地。现在，它是以船舶修造为主业的天津市船厂的一部分。在它从船坞变成博物馆的背后，离不开被称为“文保厂长”的王可有的努力。

　　船厂主抓两件事

　　走入天津市船厂的大门，巨大的横幅“全力支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迎风飘摆。厂内路牌不是标明文物、古树，就是指向遗址和纪念馆。接待人员告诉记者，“我们这个厂主抓两件事，一个是生产和工人福利，另一件就是文化遗产保护。”

　　这里曾是北洋水师舰船维修基地，也是经李鸿章奏请、光绪皇帝批准而建的我国北方第一家近代船舶修造厂。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大沽船坞日夜为北洋水师赶修舰船。其后，在大沽船坞又先后制造出中国首批仿德一磅后膛炮、马克沁重机枪、“大沽造”步枪等军用设备。

　　回首130年的历史，大沽船坞相继经历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外强占领、民国政府、新中国等多个历史阶段。如今，它成为国有企业天津市船厂的重要一部分，正积极申报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过，很少有人想到，这座百年船厂曾几次面临倒闭、拆迁等威胁，大沽船坞的命运随之几经跌荡。它能保存至今，和一个人的竭力争取密不可分。这个人，就是天津市船厂厂长王可有。

　　厂长的博物馆之梦

　　1963年，18岁的王可有分配到天津市船厂工作。每天伴随他工作的，是听不完的老故事。渐渐地，他产生了一个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想法――为什么工厂不能建一个博物馆去记录自己的历史呢？

　　然而，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观念和机制、管理不适应，企业连续7年亏损，年亏损400多万元，外债高达2000多万元。在这期间，不但建博物馆显得遥不可及，一些老设备还被当作废品卖掉。

　　但是王可有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1993年，已是天津市船厂副厂长的王可有在一个全国船舶修造会上做了一个“另类”的发言：北洋水师大沽船坞是中国北方工业的摇篮，应该发掘它的历史价值。“在会议当晚的晚宴上，竟然有很多同行过来给我敬酒。一些人激动地说，有历史的工厂是伟大的工厂。我觉得自己终于被认可了。”王可有说。

　　1994年，王可有出任天津市船厂厂长。“保护文物”成为他上任后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对工厂的领导班子说，老设备不是废旧物资，是文物，是不可再生的遗产，一件也不许卖！”被保留下来的老设备后来成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纪念馆”的重要馆陈文物。

　　1998年，天津船厂“改制”，集团董事会终于决定拿出100万元作为筹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的启动资金。但问题接踵而至。一些老职工对这事想不通。他们觉得，企业连年亏损，拖欠职工工资和医疗费，债主们挤破了门槛……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花费精力和财力建纪念馆？

　　王可有艰难地做着大家的思想工作。“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不缺技术和人才，就缺市场和知名度，大沽船坞遗址就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金字招牌。我们修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一方面也是为了重塑我们的企业文化，提升我们的企业形象。”

　　2000年10月28日，在纪念大沽船坞建坞120周年之际，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正式开馆。一批建坞初期从国外进口的剪床、冲床、上百年历史的缆桩、1893年英国生产的保险柜、建坞同期购进的太师椅等珍贵文物被请进了纪念馆。

　　纪念馆建成了，王可有又组织维修了老轮机厂房，考证了多处船坞遗址及海神庙遗址的位置。2007年底，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文献记载中的大沽海神庙遗址终于在船坞一侧被找到。遗址内出土了清代御制海神庙汉白玉石碑等重要文物。发掘过后，王可有对于出土文物和可能埋藏文物的区域都明确制作标志保护，严禁动土和堆放杂物。

　　海河隧道为船厂改道

　　企业蒸蒸日上，大沽船坞的命运却没有从此变得平坦。

　　从2006年开始，天津滨海新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拟议中的中央大道穿越海河隧道计划经过大沽船坞地区。这势必会破坏大沽船坞遗址的完整性，深埋地下的多个船坞将不复存在，大量尚未进行考古发掘的遗址区域可能来不及揭示便会被彻底毁掉。

　　“大沽船坞是货真价实的文化遗产，就是应该保护！这里没有商量的余地。”王可有的话说得掷地有声。他开始不断向塘沽区政府和各级文物管理部门呼吁，将隧道穿越海河的位置向西移动，改为水线渡口处。同时，他组织人员加强了对大沽船坞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宣传，以便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它。

　　但是，当时规划和方案已经敲定，任何改动都会遇到重重阻力。一时间，误解攻击者有之，冷嘲热讽者有之。但让王可有欣慰的是，他得到更多的是社会各界和全国专家及同仁的支持和鼓励。

　　由于船厂面临搬迁，船厂不得已将部分码头出租，王可有亲自带人绘制详细的地图，上面仔细地标出遗址位置和出土文物的地点，严格要求租赁方保护好遗址。“地下的东西，一铲子都别给我碰。”

　　他一方面顶住压力严密看护遗址，一方面三次上书国家文物局，陈述大沽船坞的重要价值和保护的紧迫形势，并促成了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一行于2008年1月8日对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铁路塘沽南站旧址等滨海新区工业遗产的专程考察。

　　当单霁翔局长走进大沽船坞，看到保存完好的厂房和遗址，面对着展品丰富的纪念馆，他激动不已，握着王可有的手连说“功不可没”。这一幕令王可有久久不能忘怀。

　　单霁翔局长在考察中强调，天津市近年来城市发展迅速，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比较突出，今后几年是天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期，文物部门要通过文物普查，加强对工业遗产、近现代建筑的普查、登记和保护力度。

　　在天津市委市政府和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下，通过多次调研，最终决定海河隧道改线，避开了大沽船坞地区，并计划建立大沽船坞遗址公园。

　　人物剪影：为文物普查员量身定做工作服

　　由于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的开放，天津船厂迅速成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列为天津市红色旅游线重要景点之一，其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大大提高。

　　2007年，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被评为“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王可有被评为“全国文保先进个人”。2010年，王可有因保护大沽船坞的事迹，被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评为“第三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大沽船坞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天津船厂无偿为天津市18个区县参与三普的普查队员量身定做了几百套工作服。在全国的三普工作中，这样的义举十分罕见。谈到此事，王可有笑着说，“文物保护是大事，我当然要支持。除了支持国家的三普工作，我也有‘私心’，每身工作服胸口上都印着‘大沽船坞’四个字，每个普查员都是我的宣传员。他们走到哪，哪里就有更多人知道大沽船坞，知道的人越多，它就越能保护下来。”

　　很多普查队员都把这身衣服小心收藏起来，并笑说：“一个企业如此支持三普，支持文物保护，真是难得。若干年后，这件衣服就是文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