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是我国著名的爱国航业家，他创办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民生公司）是解放前西南地区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也是旧中国较为成功的大型民族资本企业之一。他在1925年到1949年的24年中，通过艰苦创业、苦心经营，由5万元资本、一条小火轮，发展到了上亿元资本、140多艘江海轮船，在不长的时间内统一了川江航运，在长江中下游航运业中取得了优势地位，并把航线由内河伸向远洋。他的这番作为曾被美国航业界称为“奇迹”，并被日本轮船业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

卢作孚

自筹资金 实业报国

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管辖）一个卖麻布的小商贩家庭，因家境贫困，小学毕业后即告失学。他求知欲很强，坚持勤奋自学，15岁时已是一个颇有才学的青年了。他自修数学、英语，1914年他21岁时便编成了《数学难题解》一书。这年他游学上海，认识了黄炎培先生，彼此建立了深厚友谊。炎培先生推荐他到商务印书馆去当编辑，他婉辞未就，离沪回川，在家乡担任中学教师、《川县志》编撰。后来又到成都当了《川报》记者，写过不少抨击时弊的文章。

卢作孚原本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改革拯救国家命运，但遭遇失败，决心自筹资金创办经济实体，走“实业救国”之路。

当时四川的交通极为不便，川江（长江上游及其支流的总称）为四川对外的交通要道，被外国资本家称为是“黄金之路”，纷纷来这里开办轮船公司，牟取厚利；有些军阀和绅商也开办了几家轮船公司。当时，中外轮船公司多集中在长江上游争揽业务，而长江上游支流的嘉陵江仍是一条冷僻航线。卢作孚的家乡合川是嘉陵江边的一个中等城市，距重庆52里，和重庆的经济关系至为密切，靠木船往来不能满足需要，当地人很希望兴办轮船运输。卢作孚决定选择这条航线，集资开办合川至重庆的航运业务，得到了他的老师、时任合川县教育局长的陈伯遵、原任合川知县的郑东琴，以及一些地方人士的大力支持。经过辗转劝说，认足了2万元的股额，成立了筹备处，但实际收到的股款只有8000元。卢作孚毫不气馁，带着这微薄的资金和四处凑借来的旅费，去上海购船。他在上海合兴造船厂订购了一艘载重量只有70吨、专供客运的小轮船，造价高达3万元，超过了全部股本。卢作孚知难而进，先付8000元订金签订了合同，然后又回合川增资催款。几经奔走，费尽唇舌，幸得郑东琴借出一大笔钱，陈伯遵把县教育经费也借出支援，才勉强凑足了船款。

1926年5月，新船在上海造成，卢作孚一面派人去上海接船，一面在重庆召开公司创立大会，确定公司名称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将第一艘船命名为“民生”轮，额定资本5万元，选郑东琴等9人为董事，卢作孚被推为总经理，在重庆、合川设立了公司办事处。7月23日，当“民生”轮悬挂彩旗驶抵合川时，两岸观众人山人海，盛况空前。从此，这艘小轮定期往返于合川重庆之间，生意十分兴旺，公司信誉大增，股东主动增资造新船，相继开辟了渝涪、渝宜、渝叙等线路，民生轮船在川江上终年行驶不辍。

坐落在嘉陵江边的卢作孚纪念馆

维护航权 初战获捷

民生公司发展得很快，到1929年又新制了“民用”、“民望”两艘轮船，总吨位达230吨，航线从嘉陵江渝—合线扩大到了长江渝—涪、渝—沪线。

但自从重庆开埠通航后，川江航运即被几家外国轮船公司所把持，英国的太古、怡和，日本的日清，英国的捷江等轮船公司凭借不平等条约给予的特权，挟持雄厚资金，加上由外国人主持的海关为之撑腰，一直横行于川江之上，迫使许多中国轮船公司经营失败，破产倒闭。卢作孚下定决心动员官府与民众的力量，一致抗争，扭转这种屈辱局面。

1929年，四川省主席刘湘为加强川江航运的管理，设立了川江航务管理处，任命卢作孚为处长。卢感到这是整顿航务、维护航权的大好机会，于是取得刘湘同意，毅然采取措施，限制外轮在川江的航运活动。同时，他一面亲自向码头工人进行爱国主义宣传，一面抽调训练有素的士兵来听候调遣，定要迫使洋商接受管理。

卢作孚向外轮宣布:凡外轮进口必须要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即申报)，接受士兵上船检查；外轮也要承担兵差损失费用；遇到木船应减速行驶，如打翻中国民船必须要赔偿一切损失。一向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外轮洋商听了这些规则毫不在意，依然大摇大摆地把船开到了朝天门嘉陵码头。这时，他们发现码头上出现了和往常完全不同的情况：没有一只驳船前来接货，码头工人忙着给别的船卸货，却无人理睬他们。一等几天，情况依然如此。他们慌了手脚，逼着他们的领事出面向地方当局施加压力，当局的答复是:这事只有找川江航务管理处才能解决。洋商无奈，只好“屈尊就教”去找卢作孚。卢作孚严肃地告诉他们，你们伤害了中国民众的感情，码头工人是爱国的，他们不卸货，我们也无法。洋商无计可施，终于屈服。于是，中国士兵第一次以威严的检查者的身份登上了外国轮船，在维护川江航权史上写下了富有意义的一页。

一场激斗 击败外轮

当民生公司在长江上游站住了脚，逐步向中下游发展时，外国轮船公司发觉他们遇到了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劲敌，立即联合一致，猛扑过来，要把民生公司扼杀至死。他们仗恃资力雄厚，采取大幅度降价的办法，以期拖垮民生公司。由沪至渝一件棉纱原运价是25元，他们一下降低为2元；100斤药材原运价6元，降为一元二角；一担海带只收二角五分，这样低的运费连买燃料也不够。日清公司对重庆至宜昌的旅客还每人赠送一把雨伞。面对这样杀气腾腾、咄咄逼人的挑战，卢作孚坚定沉着，采取了有力对策：一面宣传发扬爱国主义思想，一面大力改善经营管理。

抗战期间，卢作孚率民生轮船公司抢运设备和人员入川，被称为中国的“温克尔刻”。

卢作孚组织“重庆抗日救援分会”，联合各民众团体召开“收回内河航权大会”，发出了“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中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号召。其在民生公司船上首先取消了“甲级船员只能由外国人担任”的陈规，实行“甲级船员不任用外国人，均由中国人担任”的新规定，并任命周海清为船长，开了中国人在甲级船上担任船长的先例。并且将提货单、船上员工职称一律改用中文华语。各界人士对民生公司的这些爱国行动无不热情支持，纷纷自觉地不坐外国船，不将货物交给外轮载运。由于广大民众与民生公司紧密配合，一致对外，外轮的种种竞争手段宣告失效。

与此同时，卢作孚还在民生轮船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航业经营出现了崭新气象。卢作孚强调服务态度，精心培训船上的水手、茶房、理货等人员，处处为旅客着想，和蔼礼貌，尊重旅客，废除强索“小费”制度，统舱的旅客都有舱位，不另收钱，膳食经济可口，船上还广播音乐，讲解航行知识，介绍沿途风光，供应书刊杂志、文娱用品，并设有贩卖部和医务室，组织旅客船员开联欢会，让大家旅途愉快。卢作孚还多次亲自为旅客服务，全船上下同心同德，一起动手，代旅客提行李、发邮电、缝补包装破裂的货件，为老弱病残送饭菜汤药。旅客上了民生公司的船，感到亲切、安全、清洁、舒适，对比在外轮上所受的恶劣待遇，不啻天壤之别。旅客们对民生公司交口称赞，四处传扬，许多旅客宁肯多住几天旅馆，也要等到班期乘坐民生公司的船。

民生公司与外轮的这场激烈斗争历时数年，其结果不是民生公司破产倒闭，而是它的壮大发展。1934年，意商光耀公司竞争失败，将它的“光华”轮卖给了民生公司。1935年，美商捷江公司倒闭，它的五艘船也被民生公司收买。卢作孚收买轮船时一律付给现金，决不让外商入股染指。当他收买“永年”、“永丰”二轮时，这两只船上挂的意国旗尚未满期，卢作乎宁肯借债来付给现金，偿还尚未满期的挂旗费，提前解除合约，降下意旗，解雇了意籍船长。到了1935年，川江上航行的中外轮船共80艘，民生公司已占有38艘，几近半数。卢作孚维护川江航权的理想初步实现了。

冒险抢运 有功抗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卢作孚积极为抗战出力。那时川江是抗战大后方的重要通道，民生公司则是川江航运最主要的力量。输送抗日战士出川和抢运大批器材、难民入川，是民生公司的两项重大任务。当南京失陷、武汉告急，军运、货运、客运任务万分紧急之时，国民党政府当局曾要卢作孚将全部船只交军部统一掌管，分派差运，想借此吃掉民生公司。卢作孚急请“二张”(张群、张嘉璈)出面，向何应钦申诉，后来才改差运为托运，并给予补贴，还委派卢为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联合运输办事处(简称联运处)主任，赋予了其调派长江一切公私船只的权力。

由于任务吃紧，责任重大，他带领公司职工，不分日夜，全力投入到紧张的抢运战斗中。特别是宜昌失陷前的那场抢运，紧张至极。当时军情紧急，沿江一带军工和民用器材堆积如山，数万难民拥塞街头，亟待运送至后方。卢作孚不避艰险，亲赴现场坐镇指挥。为了避开空袭，经常通宵装卸，即使雨雪交加也不停止，甚至冒着空袭作业。自武汉撤退后的几场抢运艰苦异常，牺牲惨重，民生公司伤亡职工160多人，被炸沉炸伤船驳8000多吨，终于将20万川中健儿送上抗日前线，把数十万吨军工器材和迁川工厂设备运入后方。

这次抢运行动中外瞩目，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

由于有功于抗战，卢作孚获得了国民党政府一等一级奖章，以及大批贷款和补贴，随后又收买了长江上许多无力继续经营的轮船，增添了设备及人员，使民生公司获得了更大发展。抗战期间，民生公司的船只最多时达116艘，实现运力3.6万多吨，较抗战前猛增了一倍多。

乘势崛起 发展海运

1945年抗战接近胜利，卢作孚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振奋，认为战后中国将出现一个欧美式的民主政治，民族航运事业必将更有远大前途，他雄心勃勃，准备大展抱负。那时民生公司会议室里挂着一张世界地图，图上一艘未定名的民生轮正昂扬地航行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抒发着卢作孚发展海洋航运的畅想。

实现这一宏伟理想，需要筹集庞大的资金，卢作孚决定借用外资造船。1946年，他与加拿大达成借款协议，由加国的几家银行共同贷款1275万加元，年息三厘，10年还清。与此同时，又向加拿大两家造船厂订造了虎门、玉门、雁门、荆门、夔门等“门”字号新型轮船九艘。至解放前夕，历经种种困难和往返交涉，终于陆续建成，先后驶回。起初，孔宋财团指使招商局竭力遏制民生公司向海洋发展，其后招商局船只忙于内战军运，无暇他顾，卢作孚遂乘机崛起，向海洋航运迈进。海洋航线伸展到了海防、曼谷、雅加达、仰光、新加坡、加尔各答和日本、菲律宾的一些港口，成为了远东航业界一支崭露头角的新军。

拒绝诱胁 率船归来

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的轮船最多时曾达140多艘，极盛一时。但由于蒋政权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西南地区政治动荡，经济破产，民生公司亦随之陷入到不可排解的困境。这时，长江航运卷入内战，大批船只被国民党政府拉去“打兵差”，客货运几陷停顿，正常航运业务已无法进行。到了1948年，卢作孚惨淡经营起来的民生公司外无以偿付外债利息，内不能维持公司的庞大开支，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早在卢作孚担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等职时，即深感国民党官场中派系林立，政争复杂，窒碍重重，难有作为，乃于1940年坚请辞职，拖到1943年终获准交卸。在香港期间，国民党曾派出要员先后登门拜访，邀他出任财政、交通等部要职，“共襄国事”，卢均婉言谢绝。

新中国成立后，卢作孚于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了北京，他组织的18艘海外轮船陆续从香港驶回了内地。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碚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1951年春，卢作孚逐步将滞留香港的船只驶回内地。同年冬天，卢赴京开会，周恩来总理表示希望他能到交通部担任负责工作，卢决定处理完香港的撤船事宜后再赴任。

不料卢作孚于1952年逝世于重庆，未能为新中国建设展其长才，令人为之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