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漕运是古代官方组织公粮物资水运的一种运输方式，是封建王朝的经济命脉。它发端于春秋、战国，各诸侯出于军事争霸的目的，依托漕运完成后勤补给及兵员运输。秦汉为黄河漕运的发展阶段。三国、魏晋南北朝地方漕运事业普遍兴起。隋唐时期，则借助其大一统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沟通了华夏五大水系，联通了千里运河。到唐宋时期，全国的漕运达到了鼎盛，各项漕运法规和制度得以创立并逐步完善。自公元前647年春秋中期的“秦输粟于晋，自雍及降相继”的“泛舟之役”开始，到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宣布停漕改折令为止，漕运在历史上存在了2548年。

黄河漕运是中国漕运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古代联通中原与关中地区的唯一运输通道。《河南航运史》记载，在黄河漕运线中，西自峡口东至今渑池南村任村的这段长达65.4公里的峡谷河段统称为三门峡。南村地处豫晋交界，是黄河峡谷的出口，有“一脚踏两省(河南、山西)，鸡鸣听三县(渑池、垣曲、新安)”之称，古代著名的济民古渡座落于此。豫晋大峡谷是黄河流入黄淮平原的最后一段险要峡谷，古又称“閼流”(閼：阻塞之意：閼流：指这段河流航行艰险)，到了南村段则河宽水缓，是天然的水运停泊港湾。黄河漕运水路又与连接豫晋的阳壶古道在南村交汇，使南村成了黄河漕运航道上的重要驿站和交通枢纽，也是历代统治者争相控制的战略重镇。

整个黄河漕运路线中，三门峡一线是最为关键的通道，这里两岸山峰陡峭，险滩暗流遍布。《水经注》中记载：“自砥柱以下五户以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合有一十九滩，水流峻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明万历二十五年，渑池县令王之都与垣曲县令冯至诚等合立的《创建回龙宫碑记》记载：“垣之西南距四十里日五虎涧，间三里曰莺嘴窝，乃大河险要处，起吞天沃日之涛，排山倒海之状。泛航者抵则坠浆失柁，胆落神泣，皆谓冥冥中有飞挽云……”可见此峡谷行船之惊险。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洛阳)后的东周时代，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诸侯各国之间的兼并愈演愈烈，出现了舟师水战。在河南境内有黄河漕运之始的记载，见于《战国策·魏策》。那时，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统辖地区主要在黄河以南地区，为逐鹿中原的交战要冲。秦汉时期，盛产粮食的农业经济富饶地区除关中外，大部分布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关东平原，即函谷关以东，东至海滨、南至鸿沟水系流经的区域。《十七史商榷·诸仓》中说：“秦都关中，故于敖置仓，以为溯河入渭之地。”秦朝漕运，除满足都城的粮食供应外，也为当时转漕给军，供给边疆驻扎的军队所需粮秣。秦统一全国后，及至魏晋之际，是黄河漕运的发展阶段。在这五百年间，秦都咸阳，西汉都长安，东汉和魏晋相继定都洛阳，这几个朝代的财政经济来源，主要仰赖黄河中下游流域和江淮一带盛产粮食的经济富庶地区。大量的粮食溯黄河西运关中，或经洛河运至洛阳，三门峡的黄河河道已是漕运必经之路。

西汉建立后，汉高祖刘邦接受了大臣刘敬“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的建议，开始漕运建设。河渭转运线犹如经济大动脉，每年需要从关东漕运大批粮食供给关中，数额最高达600万石。漕船上溯三门峡谷，虽有经常修治的拉纤栈道，也因航行极其艰险，漕运量不能适应所需，而且损失甚大。于是在汉成帝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当政者采纳了丞相杨焉的建议，采取凿广三门砥柱河道的办法，以平缓水势。但是在施工中，“镌之裁没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为害甚于故”。这次凿石开河工程显然未获成功。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继续凿石开河，表明东汉时三门峡已是黄河航运的重要通道。据《水经注》记载，魏晋之世为征服三门天险，开发与利用黄河航运，从魏明帝景初二年至西晋泰始三年的29年间，长期以五千多人的力量坚持“岁常修治”。但是，由于三门峡河道自然条件极为艰险，修凿技术水平低，劳动条件也较简陋，所以三门天险仍未彻底征服。隋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在黄河三门峡修治河道，诏凿砥柱，企图由三门峡直接通漕西运。所以，位居洛阳与长安之间的陕州常平仓(又称太原仓，位于陕州西南四里)，自隋初成为河渭转运线的主要转运仓之后，对古代漕运曾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历时甚久。

唐代，漕运已达“凡三岁，漕七百万石”，主要来源是“益漕晋、降、魏、濮、邢、贝、济、博之租输渚仓，转而入渭”。为通漕三门，虽几经修整原有栈道，但终未彻底改善三门航道艰险条件，行船时，“挽夫辄坠死”的情况仍甚严重，所以采取开辟三门峡陆路相辅缩短车运距离的办法，以取代南路陆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