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3月12日讯 江苏滨海港一类独立开放口岸获得国务院批复、国家电投协鑫滨海发电公司2台机组并网发电、10万吨级通用码头年内将正式运营……一系列成果表明，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沿海开发已进入提速阶段。去年以来，江苏滨海紧扣“沿海争先跨越、淮河争当门户、全市争创一流”的“三争”目标，全方位推进新一轮沿海发展，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沿海发展，临港产业是核心。作为江苏沿海“三极一带多节点”战略格局的重要节点之一，滨海港在江苏沿海开发大潮中，秉持“能源港起步，产业港壮大”的发展方向，全面对接、争取、服务大型企业，走出了一条“大项目—大产业—大园区—大基地”的特色建港之路。目前，滨海港已引进国家电投、中海油、大唐等一批能源型大型企业，并实施了海上风电、陆上风电、超级燃煤发电等一批能源类产业项目，临港产业发展渐入佳境。

有港必有业，港口兴则沿海兴。滨海港以打造国家级综合能源基地为先导，建成和在建临港重大产业项目7个，已落地央企项目总投资467亿元，完成投资近350亿元。能源产业项目链式集聚，对滨海港发展大用电量、大用气量能源需求型、港口依赖型的绿色石化、海工装备、港口机械等重特大产业，具有较强的集聚拉动作用。

除此之外，海滨特色小镇已初具雏形。未来，沿海板块将成为江苏滨海发展活力最强、增长速度最快的板块，全县新增经济总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固定资产投资60%以上将来自沿海板块。

被高估的中美贸易顺差从哪来？统计口径争议持续数年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商务事业高质量发展”记者会。会上，针对近期中美有所升温的贸易摩擦，商务部部长钟山明确表态称，中国不希望打贸易战，也不会主动发起贸易战，但是我们能应对任何挑战。钟山直言，中美贸易统计一直存在差异，中美贸易统计工作组提供的数据显示，过去几年中美贸易顺差被高估20%左右，整体来看，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结构性的，中国在货物贸易上有顺差、美国在服务贸易上有顺差。

中美口径差异

“中美两国建交接近40年，双边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近40年间，两国贸易规模增长232倍，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300亿美元，这充分说明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合作潜力很大。”钟山表示，贸易竞争力从根本上说是产业竞争力，中美贸易不平衡，也与美方高技术对华出口管制有关，“有美国研究机构发现，如果美国放宽对华出口管制，对华贸易逆差可减少35%左右；而中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社会制度不同，两国在金融、电信、汽车、农产品(6.910, 0.03, 0.44%)等领域的市场准入存在差异，双方也各有诉求”。

此外，在安全审查方面，中美对网络安全、知识产权等安全看法存在差异，这也对彼此贸易和投资产生了影响。

实际上，业界关于中美贸易顺差统计口径的争议已持续了数年。早在2012年，时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就曾直言，现行贸易统计方法只适合于过去出口产品完全产自同一个国家的时代，而在生产全球化时代，这一统计方法的漏洞直接导致了美中贸易逆差被夸大。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去年中美贸易顺差为创纪录的2758亿美元，相较美国商务部统计的3752亿美元减少994亿美元。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对此曾公开表示，世贸组织、经合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专家都普遍认为，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分析中美在双边贸易中的获益情况，更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实际情况。“根据中国科学院测算，2010-2013年，以贸易增加值核算的中美贸易顺差比传统方式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要低48%-56%。”

结构性不平衡

从服务贸易、货物贸易两方面看，中国与美国间的贸易结构并不平衡，而钟山在发布会上也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指出，中国的加工贸易，大多是日韩等国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转移而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从东亚其他国家转移而来的，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也因此转移为中国内地对美国的出口。“例如中国自日韩进口商品零部件，加工成成品销往美国，这笔货物顺差中就包含一部分转移顺差，通俗地说，就是零部件的钱被日韩赚走了，却算做了中国的出口额”，张建平进一步指出，各国从香港转口销往美国的货物，在美方的统计中也算做中国对美贸易额。

“中美在国际分工中扮演角色不同，美国高端产业发达，而中国则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因而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大多是低附加值产品，自美国进口的多是高附加值产品，按照价值总量计算，中国是吃亏的”，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另一方面，美方还把美资企业在华生产，返销回美国的这部分产品价值也算做中国出口额，这显然导致中美贸易顺差进一步被夸大。

有观点认为，不仅货物贸易顺差存在“注水”，美国还刻意忽略了分量越来越重的对华服务贸易出口。例如，许多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同时投资中国贸易、营销或金融领域，这些企业在为中国提供产品的同时也在提供大量服务，但这部分美国附属公司在中国提供的服务并未计入中美服务贸易统计。

“世界工厂”的角色之变

除了统计口径差异的客观原因，中国制造在多领域快速崛起并占据相当市场份额，则是主观层面推高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因素。张建平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中国是美国重要的货物贸易伙伴，而中国产业门类非常齐全，能够生产美国需要的各类产品，且具有规模效应和价格优势，各类中国制造自然受到美国消费者欢迎。

此前较长时间内，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据绝对优势，中国产品一直未能站稳脚跟，不过随着改革开放深化，中国逐渐树立起“世界工厂”的形象，而由于中国制造畅销全球，“低端”、“廉价”等刻板印象也如影随形。不过最近几年，这种形象正悄然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在尖端领域一路攻城略地，许多创新成果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在国际上夺得一席之地。例如，“神威·太湖之光”成为世界首台运算速度超过每秒10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

在业内看来，正是由于国产手机对苹果、三星市场份额的挤压，高铁、大飞机等对进口产品的替代，国货愈加受到消费者推崇，出口量增加；而外国产品竞争力减弱，进口量自然也减少，二者叠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

张建平指出，中国致力于推进可持续的中美经贸关系，因而积极自美国进口飞机、汽车、石油等商品。但是有效弥合越拉越大的贸易顺差，需要呼吁美国放开对华的高科技产品出口，这部分高附加值的产品如果顺利纳入中美贸易中，显然能起到关键作用；另外，中国企业也需积极赴美国投资，努力推动中美两国国际收支趋于平衡。

普大喜奔！““中国版”原油期货终于来了

央视新闻报道，据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副主席姜洋介绍，上期所将在3月26日正式推出“国际化”的原油期货，进一步向全世界开放，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重大战略。

权威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进口原油约4.2亿吨，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原油进口国。中国还是世界第二大原油消费国、第八大原油生产国。但长期以来，在国际原油定价上，中国却缺失分量相应的话语权。目前，全球范围内流通的原油现货，均不同程度地挂靠美国WTI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由于没有自己的原油定价机制，中国在世界购买原油的价格要比其它国家高。

“以往中国的船只要到那儿，价格就上去；中国的船离开，价格就下来。”姜洋一席话道出了中国高价购买原油的无奈。

争取原油定价权增强国际竞争力

自2012年国务院提出“稳妥推进原油等大宗商品期货和国债期货市场建设”以来，中国一直在酝酿推出原油期货。

几经波折之后，今年2月证监会正式敲定，“中国版”原油期货3月26日将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式挂牌。

据上海期货交易所网站3月6日公告，为确保原油期货3月26日顺利上市，上期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定于3月17日至18日、3月24日分别再组织两次全市场生产。

作为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之一，“中国版”原油期货的推出，有助于中国在国际原油市场赢得更大定价权，中国可以用这个市场的价格去国际原油市场谈判，不仅对中国，对亚洲乃至对全球都是一件好事。

中国原油期货上市后，有利于形成反映中国和亚太地区石油市场供需关系的价格体系，发挥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石油市场所副所长陈蕊表示，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比如利比亚危机、尼日利亚问题、加拿大输油管线的爆炸起火等，都与亚洲原油供需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是反映到基准价市场上，WTI、布伦特都出现了明显的价格上涨或者下跌过程。这使得亚洲买家不得不承担一些非亚洲关系的价格波动带来的不良影响。

陈蕊表示：“我国推出原油期货，有利于形成反映中国和亚太地区石油市场供需关系的价格体系，把某些意外事件对油价的影响和干扰降到较低的程度，从而发挥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更好地反映国内以及亚太供求关系，为企业提供有效的价格风险管理工具，服务实体经济。”

随着市场的逐步发展和功能的进一步完善，中期将会形成反映亚太地区供求关系的价格指标。从长远来看，作为商品期货龙头品种，中国原油期货也将在国际原油市场找到自己合理的地位。

反映人民币崛起

中国原油期货的上市不仅助推中国的定价权，而且有利于加速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标志着人民币作为全球货币崛起，与美元抗衡。

姜洋委员介绍，这个平台将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外币可以作为保证金使用，兼顾了国际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的需求。

“我们有能力做这个定价机制，所以我们现在要推出这个国际化的原油期货。它向全世界开放，它计价用人民币，但是，美元可以作为保证金使用。我们荐股了国际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的需求。如果当天的外汇要汇出，随时可以换回资金。”

SEB首席大宗商品分析师BjarneSchieldrop上个月指出，中国原油期货的上市标志着人民币在全球市场崛起，中国可能希望沙特向中国以人民币计价出售石油，推出原油期货对此有助。

德国商业银行大宗商品研究主管EugenWeinberg评论称：“这将是一个非常崭新的定价点，新事物，不是进化，而是革命性的”。

初期交易量料低迷

不过，许多分析师料中国版原油期货上市后最初的成交量低迷。

ING大宗商品策略师WarrenPatterson称，市场可能会受到投机性交易推动，促使海外投资者保持观望。在吸引外资流入方面，政府对人民币的管控可能是另一个问题

他指出，中国版原油期货成为全球主要基准需要时间；初期流动性可能清淡，虽然本地的投机性交易可能会克服该问题。

Schieldrop也表示，中国版原油期货需要大量的成交量才能将其作为价格信号。

瑞银大宗商品分析师GiovanniStaunovo称，WTI和布伦特仍将是领先的基准，中国版原油期货与其他基准的差异将是关键，可能有助于衡量中国的原油进口水平。市场还将受到当地投资者投机推动，美元波动可能是影响价格的关键。

BDI指数连涨第二日 报1201点

海事服务网CNSS消息，2018年3月9日BDI指数报1201点，较前日涨4点，或0.33%。该指数衡量的是铁矿石、水泥、谷物、煤炭和化肥等资源的运输费用。

波罗的海海岬型船运价指数（BCI）降10点，或0.67%，报1,479点。日均获利跌115美元，报11,554美元。该型船舶的通常运载量为15万吨。

波罗的海巴拿马型船运价指数（BPI）升25点，或1.57%，报1,615点。日均获利涨197美元，报12,960美元。该型船舶的通常运载量为6-7万吨。

较小型船舶中，超灵便型船运价指数（BSI）涨6点，或0.58%，报1032点。日均获利涨74美元，报11,663美元。

灵便型船运价指数（BHSI）涨4点，或0.66%，报611点。日均获利涨55美元，报8,991美元。

移动支付“造船出海” 仍需夯实国际话语权

立足于国内渗透重塑行业，领跑新经济的同时，近年来，以支付宝、银联、微信支付等为代表的支付领先力量一方面随国人出境而走向世界，在日本、芬兰、美国等诸多国家，支付宝等中国移动支付的图标频现于机场、大型商场等地。

另一方面，借助“一带一路”的契机，通过技术输出，通过“造船出海”惠及友邻，类似支付宝这样的先行者已成功向东南亚、中亚等国家和地区输出技术、标准及经验，带动了当地普惠金融发展和数字经济转型。

不过在迅猛的发展态势下，移动支付也面临着层层障碍有待突破。如何创造更为审慎包容的监管环境，搭建“走出去”的便利通道，充分释放市场活力，让这个全新业态在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仍需要从政府到市场的共同推动。

出海先锋带动友邻数字转型

受益“出境热”带动的相关配套服务“走出去”，携带成熟的技术、商业模式开辟海外市场被纳入越来越多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的发展战略，而移动支付正是其中的“急先锋”。数据显示，2017年春节黄金周，支付宝跨境线下交易笔数同比上年劲增5倍，通过向海外合作伙伴开放支付、跨境O2O、数据运维等基础能力，目前支付宝已在欧美、日韩、东南亚、中国港澳台等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接入的海外线下商户门店范围涵盖餐饮、超市、百货、便利店、免税店、主题乐园、海外机场、退税等几乎所有吃喝玩乐消费场景。

事实上，在海外布局上发力较早的蚂蚁金服已经搭建起一条较为明确的路径：提升中国游客出境游体验的跨境线下业务（扫码付款），全球收全球付的跨境支付系统以及全球范围内分享现金技术经验的普惠金融实践组成了蚂蚁金服全球化的三个重要板块。

以“分享技术经验”的“技术出海”为例，蚂蚁金服对印度支付企业Paytm的“再造”颇具代表性。2015年，蚂蚁金服对印度Paytm开展了两轮投资，而在出资之外，其开始提供多种技术经验支持：从系统架构改造，到风控体系搭建，再到数据分析、运营方式，提供了一揽子“中国方案”，全面帮助Paytm提升平台能力，让后者用户数量由此从2015年的2500万人增加到了2017年的2.5亿人，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电子钱包。

数据显示，在“一带一路”国家集中的东盟地区，6.8亿的人口中，有3.6亿没有获得过正规金融服务，他们对改善生活的需求更为迫切和渴望。在业内看来，蚂蚁金服的普惠金融实践，有利于让当地实现互联网金融的跨越式发展，帮助当地人们改善生活，也折射出中国开始对周边国家乃至全球越来越多的软实力输出，体现了中国在互联网技术领域的大国溢出效应。

截至2017年底，支付宝的本地钱包已经覆盖包括印度、泰国、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香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蚂蚁金服通过向合作伙伴提供技术经验，可以为其节省5~8年的研发成本和发展时间。

在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原外部监事梅兴保看来，上述“造船”出海的创新开启了一种走出去的新潮流，“传统银行想到印度设机构难度很大，而移动支付企业因地制宜地走出了一条新路。”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贺强认为，我国移动支付产业“走出去”提升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心目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曾盛赞中国移动支付快速发展，称之改善亿万人民经济生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后表示希望把中国移动支付经验引进本国。国外使用中国移动支付的居民，切实感受到了便利，对中国国家形象更具好感。”

“走出去”仍需强化话语权

尽管被《经济学人》誉为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领路人”，但中国移动支付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并非一片坦途。在贺强看来，中国移动的“走出去”正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压力。

内部压力来自此前国内互联网金融行业野蛮生长导致的风险蔓延。在贺强看来，过去几年，市面上出现不少打着创新幌子的“伪P2P” “伪区块链”企业，并引发风险案件，而这引发监管持续强化，一定程度影响了移动支付的创新活力。

而外部压力则是面临 “走出去”过程中如何突破当地金融市场的壁垒，重建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国际标准制定上的话语权缺乏。

在今年两会上，腾讯CEO、政协委员马化腾就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真正要做跨境支付的企业，包括在当地要申请类似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牌照的话，难度比较高。“我们出去探索了一轮才知道，原来中国的第三方支付这么先进，国外是没有这样的优势的。”而他也透露，拿到牌照之后，发现当地很多基础设施还有待建设，有些银行无法提供接口。“如果实现不了互联互通的话，很多进展无法进一步推动。”

这些突围难点其实也源于支付标准的不兼容。贺强透露，长期以来，国际上的支付标准由VISA和MASTER等西方银行卡组织发起的产业联盟EMVCo 制定，全球银行和商户必须遵守这一“标准”。针对中国领先的二维码支付，EMVCo也在去年制定标准并在全球推广。“一旦EMVCo标准成为主流，将使中国移动支付产业处于国际竞争的劣势。”

对此贺强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应该鼓励中国企业牵头制定国际支付行业标准，增强“中国标准”的话语权。政府应鼓励中国支付企业全球推广“中国标准”，勇于与“西方标准”竞争，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

但在更高层面，他认为，首先应该将移动支付作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国策的核心战略，继续为移动支付创新与走出去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应支持企业进行具有社会价值的有益创新，如试点生物识别应用于偏远农村地区的远程开户等。

其次，应支持将移动支付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鼓励中国企业与当地机构合作。中国移动支付具备领先优势，周边国家也迫切需要移动支付建设，政府应从政府间合作、外汇管理、信贷政策等方面鼓励中国企业与当地机构合作，造福沿线居民。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殷剑锋同意上述观点，在他看来，不应把移动支付仅仅视作第三方支付，应该有更高层次的理解。殷剑锋认为，美元作为全球霸权货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人主导了现在的支付体系，“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支付体系向海外向全球的延伸。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基础设施非常关键，高铁、大桥这些属于硬件基础设施，而支付体系是软性基础设施，它是人民币国际化和很多企业国际化的一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