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使臣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就一直在印度洋航行到印度，但直到唐代，中国才在波斯湾和红海发现了强大的海上力量，进入非洲之角的波斯、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埃及、阿克苏姆(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

唐朝时，成千上万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许多城市与中国进行贸易和商业往来，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马来人、孟加拉人、僧伽罗人、高棉人、查姆斯人、犹太人和近东的景教教徒等。748年，佛教高僧鉴真形容广州是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许多大型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外国船只来到这里停靠。

在安禄山起义期间，阿拉伯和波斯海盗758年焚烧和抢劫广州，760年外国人在扬州被屠杀。唐政府的反应是关闭广州港约五十年，外国船只则停靠河内。然而，当港口重新开放时，它兴旺起来了。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塔吉尔观察了中国瓷器在广州的制造，并对其透明的品质表示钦佩。他还介绍了广州清真寺、谷仓、地方政府管理、一些文字记录、旅客待遇，以及陶瓷、米酒和茶的使用情况。然而，在879年广州又一次血腥事件中，中国反抗军黄巢洗劫了这座城市，据称在此过程中屠杀了数千名中国土著人以及外国犹太人、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和穆斯林。黄某叛乱最终在884年被镇压。

至少到唐代，中国人从事海外出口的大规模生产。这一点得到了贝林东沉船的证实，贝林东附近的加斯帕尔海峡发现了一艘保存有淤泥的海难阿拉伯独桅帆船，船上载有6.3万件唐陶、银和金。785年开始，中国人开始定期到东非海岸的苏法拉打电话，切断阿拉伯中间人的联系，各种当代中国消息人士详细介绍了非洲的贸易情况。863年，中国作家段成式(公元863年)详细描述了一个叫博巴利的国家的奴隶贸易、象牙贸易和龙涎香贸易，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国家是索马里的柏柏拉。在埃及的富斯特(老开罗)，中国陶瓷的名气导致了对中国商品的巨大需求；因此中国人经常去那里旅游。在这段时间里，阿拉伯商人舒拉玛写下了他对中国航海公务机的钦佩之情，但他指出，这些公务机吃水太深，无法进入幼发拉底河，迫使他们乘坐小船运送旅客和货物。舒拉玛还指出，中国船只通常非常大，载客量可达600至7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