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检验由于其特殊的技术专业特点，有着大量的专业用词和用语，而且大部分专业用词都带有一定的历史或现场经验的传承性，既包括了船舶制造技术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专业用语，也包含了检验技术在现场实施而产生的实用性和直观性的表达用语和惯用术语。所以，要做好船舶检验行业的翻译工作，译者除了要具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能够理解源文，熟练运用母语和外语两种语言，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并且熟悉翻译理论和常用技巧，能够善于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手法，同时还要熟悉和掌握船舶检验行业的专业词汇、用语和翻译习惯。从翻译工作实践来看，翻译方法有很多种，从翻译原则的角度来归纳，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以译出语或译入语为取向的翻译；第二种是以作者和读者为取向的翻译；第三种是以美学为取向的翻译；第四种是以社会符号学为取向的翻译。但就船检技术翻译工作而言，上述四种翻译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基于语言学和基于功能的两种方法。

基于语言学的方法

基于语言学的方法是上述第二和第三种翻译方法的结合。这种方法可以说是一个不拘泥于形式的方法。翻译时，译者要从结构上对语言进行分析，在目标语言中自由选择格式并在目标语言中力求对应源文并尽可能自然。也就是说，翻译既要“忠实”又要“通顺”，译文既要考虑到原作者又要考虑到译文的读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一个沟通者，面对的是一个特定的目的和特定的接受者。同时，译者又是文字的接受者和制造者，根据源文的文化和语言学特点理解含义，并通过适当的语言学方式传递同样的含义。因此，对采用基于语言学的翻译方法的译者来说，源文的含义是由上下文决定的。对他们来说，翻译是在源文和目标文之间达成一个合理的“等价交换”的过程。

在大多数情况下，基于语言学的翻译方法相对来说比较适用于海事战略和政策、程序以及综合类管理体系文件等高层文件的翻译。这些高层文件技术专业性相对较低，译者可以比较准确地理解源文的内容，并能够相对准确地完成翻译工作。但是，准确和“忠实”仅是这类文件对译者的一个初步要求，“通顺”才是译者应尽可能达到的翻译目标。所谓“通顺”就是要求译者的翻译结果能够为海事界从业人员认同。这种认同是海事界从业人员基于海事界的基本常识和常理以及对海事界的整体认识而对内容和信息产生的一种心理接受度，是为“通”。如果译者仅仅强调了准确和“忠实”，而忽略了对“通顺”的把握，翻译结果往往是生涩和不通的。

例如，在翻译“欧盟未来海洋政策绿皮书”时，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The second challenge to maritime good governance, which is directly linked to the first, is that of the multiple actors involved. Multiple sectoral policies have emerged and exist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EU, national, regional,and local. Action proposals may be most appropriately taken up by different actors in different agencies and different countries or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interest of keeping decisions at a level closest to the stakeholders, action at EU level should be undertaken only where it contributes value-added to the activities of others.”

仅从这段文字的表面意思来理解，译者可以将上述这段文字翻译为：

“海上良好管理的第二个挑战是与第一个挑战紧密联系的，即，多个行动者的参与。多领域政策已经出台并存在于欧盟、国家、区域和地方等各级政府。不同机构和不同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可以最适当地执行行动建议。为了能够让决定更贴近各利益相关方，只有当欧盟层面的行动对其他方面的活动产生附加值时才应该执行。”

应该说上述这种翻译结果比较准确地对应了源文的内容，也是能够让读者理解的。但是，这种“理解”仅限于对文字表面内容和意思的认同，而从世界海事格局和决策框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翻译就会让海事界的从业者感觉有些“生疏”和“别扭”了。

如果要让读者从习惯和常理上认同，在翻译这段文字前，就需要了解一下国际海事界的基本架构和组成、各方面在其中发挥的角色和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译者才会明白为什么源文中的“actors”不必翻译为“行动者”，而指的是“海事界各方”；“sectoral”也不必翻译为“领域”，而指的是“海事产业”；“government”不是“政府”，而是“海事主管机构”了。单词的意思要看它在语言中的使用，意思不在词语中而是在译者的心中。译者必须了解上下文和文化，这是从事某个特定领域翻译的最基本前提。

由此，相对来说，下面这种翻译可能就更“贴近海事界的地气”，更易于被海事界从业人员接受。

“能否对海洋进行良好管理，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海事界各方。各级主管机构，包括欧盟、各国、各区域和各地区的海事主管机构都已经出台了海事产业政策。行动方案由不同机构、国家或国际组织中的各方来执行可能是最合适的。为了确保决策更贴近利益相关方，欧盟制定的政策在执行前，应确定能够对其他海事主管机构的工作起到附加值的作用。”

可见，翻译是在语言之间发生的。语言不应被看作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翻译是文化之间的交流。文章不应被看作是语言的一个静止的标本，应该是作者对自己意图的词语表达。译者要在本身知识和对世界感知的前提下，像读者那样去理解，然后再重新创造给目标读者。因此，对海事战略及政策性文件的翻译除了要践行以作者和读者为取向的翻译原则，最首要的是要充分了解海事界背景和文化。只有这样，才能使翻译结果既“忠实”，又“通顺”。

基于功能的方法

基于功能的方法大致可以等同为第一种翻译方法，即译出语为取向的翻译。翻译时完全采用词对词、句对句的逐字和逐意的死译方法。这种翻译方法强调了真实环境和现场对翻译的指导作用，是完全以作者为目的的一种翻译过程。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直译”。

直译这种方法虽然并不受到译者的推崇，有时甚至会被认为是“拙劣”的翻译，但对于船检行业来说，由于检验技术的严谨性和排他性，译者是不能“自由发挥”，根据语言学和文学的特点随意对句子结构和用词进行调整和更改的。因此，我认为，基于功能性的翻译方法应主要适用于船检规范和技术要求等技术文件的翻译。这些技术文件本身的用语就力求简单，没有修饰，也没有模棱两可的隐含意思。译者只需理解源文并逐字逐句地翻译即可。

例如，在翻译“国际船级社协会协调的油船和散货船共同结构规范”时，就会遇到很多仅需要直译的内容：

“Where the web stiffener of the PSM is parallel to the web of the intersecting stiffener, but not connected to it, the offset PSM web stiffener is to be located 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slot edge.”

“当PSM腹板扶强材与相交扶强材部分平行但未连接时，偏置的PSM腹板扶强材应安放在临近切口边缘的位置。”

只是，为了力求技术文件翻译的准确，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需要现场或技术人员的介入，一起合作，才能更好地完成翻译工作。比如在上文中，英语源文中并没有“部分平行”的意思，但如果仅仅直译，读者很难理解既然平行，何来连接？“平行但未连接”的说法岂不是多余？只有经现场或技术人员确认后，才可加上“部分平行”的意思。

这样看来，船检行业的翻译工作应该是可以通过机器翻译完成的。因为要翻译的文章高度具体，词汇局限在一个狭窄的专业领域，而且在形式和语法上也是直截了当的，翻译过程中无需考虑同源词、多义词的问题，也无需处理语言之间语法和修辞的不同以及文化特色词语等。但是，考虑到现场和真实环境对船检技术翻译的指导作用，在目前这个阶段，最高质量的规范和技术文件的翻译仍然是译者和技术人员相互配合的产品。

总之，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本土化过程，在翻译过程中，外文文章经常会被刻上本土元素熟知的语言学和文化价值。如果译者想保持源文的精神，他就要使用逐句翻译，目标文就会惨不忍睹。如果译者想取悦目标读者，书写自然，那他就要加入自己的感知。所以说，译者翻译的不是语言，而是文化。这对于从事船舶检验技术翻译工作的译者尤其如此。没有加入海事和船检文化元素的翻译作品必定是与专业脱节的，虽然意思不差，但翻译结果却无法获得认同。翻译有时被认为是没有比它更复杂的工作了，这种说法很容易被接受，特别是考虑到翻译所牵涉到的所有不断变化的因素。译者不仅需要很好掌握他们的源语言，还必须对源文件涉及的知识领域和源文件想要传达的任何社会、文化或情感含义充分了解并在目标语言中给予说明。

从翻译的目的来看，翻译工作也并非深奥高难。翻译的目的就是译者基于自己的理解对源文本进行阐释，形成目标文本，使之具有文化交流的功用。这个目的无论是对于文学翻译的娱人性或教化性，还是科技翻译的实用性都是一样的。与文学翻译相比，科技翻译相对简单和直接，极少需要考虑到美学的要求。大量的船检技术翻译实践活动证明，凡是考虑了读者期待的具有可读性的译文，无论其翻译策略，只要达到技术翻译活动应具有的目的，技术翻译工作者便完成了翻译活动所赋予的任务，其主体性便可得到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