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们沟通交流的工具。民族有民族的语言，国家有国家的语言。多民族国家，为管理等方面的需要，确定一种或两种语言，称为官方语言或正式语言。法律等正式文件都用它。有的国家，如加拿大，它的英语系和法语系居民几乎集中在某一地区居住。因此确定英、法两种官方语言分别使用。

国际组织的会员来自五湖四海，因此也需要确定官方语言。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会员都是主权国家，为方便活动，大家商定采用一种或数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

我国参加“海协”前。它的官方语言只是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四种语言，与联合国相比，缺少了中文。为此，在参加时向国务院的报告中专门说明，待参加后争取得到解决。

按照当时“海协”的规定：官方语言为四种，英语、法语为两种工作语言。在大会及附属机构等会议上发言可用官方语言中的一种，同声传译成其他三种。大会包括附属机构的报告、决议、建议和决定用官方语言的一种写成，并译成其他三种文字。议程的支持性文件和记录只用工作语言写成。

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国际会议上能直接用英语或法语发言的领导或专业干部很少。因此，出席“海协”会议的我国代表团，因为没有同声翻译，都配随团译员。会上发言，代表先用中文发言，由随团译员译成英语，再由会议同声译员翻译成其他官方语言。这种做法不符合“海协”的议事规则，其他国家的代表不习惯，也没有办法。后来与秘书长交涉时，这也成了理由，不仅不符合规定，还占用了几乎两份时间，对“海协”也是不利的。

1974年，为了安全公约的中文文本，与“海协”秘书处会议司司长马莱打过几次交道。有一次也向他提出了将中文补充为官方语言的问题。会议的同声传译和会议文件打印、分发都是会议司的职责。他给出的路线图是：首先要由全体大会作出决定，修改议事规则，把中文补为官方语言之一。有了这个决定，秘书处在编制财务预算时可列入所需要的费用。会议司解决会议的同声传译，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关于同声传译设备，如果是大会要租会场，他可选包括中文在内的同声传译箱。在“海协”总部的会议室，大一点的，也可临时租用。但同声译员，在伦敦无法解决，曾去找过英国翻译协会。它是翻译人员组织，可以推荐译员。但他们没有中文译员在册，一则这种人很稀缺，另外“海协”会议专业性很强，那时没有这种译员。因此只能由中国政府协助推荐。“海协”秘书处可以与他们签计时付费的合同，类似英、法等语种的译员一样。至于中文文件，也涉及到译员，中国政府推荐，“海协”秘书处可以聘用。但与同声译员不同，他们是固定工作人员，需要为他们提供办公室和打字设备。当时总部大楼已人满为患，一时恐怕难以解决，只能看情况，逐步解决。

经研究，觉得马莱的说法符合实际情况，可以采取我们配合逐步解决的方式进行。于是在1975年“海协”第九届全体大会时又找秘书长交涉，看来他们已做过研究。秘书长认为要求合理，应该解决，但要中国政府配合，采取逐步解决方式。这件事要由大会讨论决定，这就需要有书面提案。那时我国尚未执行开放政策，要出书面提案，需要办理报批手续，一时解决不了。经与秘书长商量，采用简化手续的办法，在审议下一年度的财务预算时，他可专门说明中文应该作为“海协”的官方语言，费用可在现预算中调济，不增加新的项目。代表们听到不增加预算，就不反对。全体大会作出决定，这就解决了中文作为官方语言的立法问题，见下列决定。

1975年12月5日，“海协”秘书长斯里瓦斯塔瓦照会我国外交部部长称：

中文作为“海协”官方语言，已经在第34届理事会和随后的1975年“海协”第九届全体大会决议通过。同时决定将采用逐步和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实现。并经中国代表团同意，从1976年/1977年两年财务预算年度开始，一年总共5次会议，提供同声传译。由中国负责提供一组两名译员。“海协”负责他们与会期间的日薪和津贴。其他费用，包括差旅费由中方负责。除全体大会议事规则已作修改外，理事会和各委员会也将适时修改各自的议事规则。

1976年我和吴始泰去英国使馆，作为常驻代表，出席“海协”会议。国内有选择地派代表与会。有时周汝梅随团来开会，就使用同声传译设备。她的英语水平很高，同声传译更是绝技。但在专业上也闹过笑话，印证了马莱的话。一次是会议讨论船用锅炉安全问题，锅炉Boiler在日常生活中是指煮水器或烧水壶，这还好理解。另一次，与会中国代表问我，刚才英国代表说到船尾拖的园木，也是会议要讨论的安全问题吗？原来周汝梅把船用计程仪译成了园木。没有错，log是园木，但专业上是计程仪。我向她提示，她哈哈大笑，嬉称还好没有犯错。把“工会”译成了“贸易公会”。这是我们提供的1974年国际海上安全会议最终议定书中犯下的翻译错误。

1978年，时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的袁庚(图1左侧)，从长远的战略高度考虑，决定自行培养同声译员，通过考试从交通系统选拔了四名英语毕业高材生杜大昌(图2右一)、林鲁平、张军(图2左一)和张宁到伦敦见习同声译员。经过半年努力，适应了这项工作。后来又陆续派人培训。

按财政部规定，他们作为出差，由组织上解决食宿，工资在国内领取，在英国只拿津贴，与我们外派人员一样。从“海协”秘书处领到外汇待遇，全部交公。时间一长，这笔计划外的收入相当可观。经商财务局同意，用它在伦敦买了公寓房，作为他们的临时住处。

按照与“海协”签订的房舍协定，英国政府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建造一幢办公楼，专供“海协”使用(见图3)。在新大楼上除设有“海协”标志外，在大楼进口的玻璃门上刻有五个官方语言(第五种语言 为中文)的国际海事组织名字(图4摄于门前)。第一排即为国际海事组织的中文名字。

经我们提出，有了新的办公楼，秘书处增设了中文科(实为中文处，现已更名)。自此，“海协”按规定提供中文文件，也完成了中文作为“海协”官方语言的全过程，那已是1983年。中文科的第一任科长是吴始泰(图5左侧，他的级别为P5，专业官员中最高级。图片摄于“海协”总部楼顶花园，背景中的高楼即为英国议会大厦)。

2007年与长孙沈家欧去英国旅游，看望了在伦敦工作的部分老同事。图6摄于国际海事组织临时总部门前，当时总部正在维修。右侧为中文科科长李友强（现为会议司司长）。左侧为中文处处员徐树春(现任中文处文字处理负责人)。图7摄于会场，左起第二人为同声译员张军(现中文处译审2016终退休)，右起第二人为同声译员王俊芳。图8摄于杜大昌等(左起第二人)家。那时杜大昌在国际海事组织秘书处任环境保护司副司长，现已退休。(图9摄于2016年12月8日国际海事组织第117届理事会，左第一人为李友强，会议司司长的常规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