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后期，中国商人进发海外，真正意义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全面展开。进入宋代以后，中国商人的活动范围覆盖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广阔海域，从事贸易活动的中国人驻留在那里，形成了海外华人居住地。11-13世纪间，日本博多首先出现了“唐坊”，即后世所称的“大唐街”、“唐人街”或“中华街”。而博多通向中国大陆的海上通道，主要是今天的宁波。

1980年代初，一个新发现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天一阁内尊经阁西边的院墙上，嵌入三块宋代华人刻石，他们是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三名居住在日本太宰府(又称大宰府)博多港的华人捐钱给明州寺院的刻石，施主的姓名分别为丁渊、张宁和张公意。丁渊捐资“十贯文，砌路一丈”；张宁“舍身砌路一丈”；张公意“舎钱十贯，明州礼拜路一丈”。这三块石刻文物遗存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宋代华人在日本侨居的状况。

明代李言恭、郝杰著《日本考》载：“我国海商聚住花旭塔(博多)津者多。此地有松林，方长十里，即我国百里之状，名曰十里松，土名法哥煞机(箱崎)，乃厢先(箱崎)是也。有一街，名大唐街，而有唐人留恋於彼，生男育女者有之，昔虽唐人，今为倭也。”文中所说的“法哥煞机”和“厢先”，均指箱崎，此地为大宰府管辖的博多津地区中日贸易的重要据点，宋时已形成大唐街。到了明代，大唐街已衰落，不过，早期华人的子孙仍然生活在那里，他们与日本人成婚，久而久之变成了真正的日本人。谣曲《唐船》中所讲述的宁波人祖庆官人的故事，就发生在此地。那么，博多地区的唐人街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早在7世纪后半叶，日本朝廷曾在博多设置一座对外公馆，当时称“筑紫馆”。9世纪前期，模仿中国官署机制更名为“鸿胪馆”。此馆，本来的功能是作为日本外交使臣进出停留，用以接待朝鲜半岛和中国使节的迎宾馆。但是，9世纪以后，日本与大唐和朝鲜半岛之间停止了官方往来，取而代之的是跨境的民间贸易。鸿胪馆也只好改变机能，转为接待外国商人之用，成为日本政府管理海外贸易的核心设置。

近年考古结果表明，在鸿胪馆出土的遗物中，令人瞩目的是9世纪后半期以后出土量剧增，以越窑青瓷为主的大量中国陶瓷碎片，远超出日本同期其他地区的出土量。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大量的中国陶瓷碎片中，包括一些珍贵的器种，如茶具、灯具、瓷钵等，这些在日本他处所罕见。由于此类器物数量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它们并不是流通的商品，而是居住在鸿胪馆里的中国商人的日常用品。

然而，11世纪中期以后，鸿胪馆土层中不再出现其他建筑物和遗物的痕迹，这说明鸿胪馆已停止运营。据日本史书《扶桑略记》《百錬抄》等在永承二年(1047)十一月条载，中国海商居住的宿坊发生了火灾，导致该馆停废。那么，中国商人此后搬到哪里去了呢？

多年的考古挖掘证实，从鸿胪馆向东，大约两三公里处，今天日本铁道株式会社博多站北侧，发现很多建筑遗迹和各类遗物。这些称作“博多遗迹群”的地方，自11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陶瓷碎片数量猛增，其出土量远远高于鸿胪馆遗迹。这一事实说明，从11世纪中叶开始，中国海商居住和贸易的场所，已从鸿胪馆遗迹转向了现博多遗迹群一带。

在博多遗迹群中，还发现因烟火等遗弃的中国陶瓷，包括灯具、盅、香炉、水具等生活用品，以及一并被废弃的建筑遗址。根据这些特殊形态的遗物，可以推断中国商人们曾经拥有店铺、仓库等设施。有些瓷器的底部墨书有各类文字和记号，其中多数为中国人名，常见的有“王”“丁”“张”“李”“刘”“黄”“冯”“周”“杨”“毛”等八十多姓氏。还有些人名后面加“纲”字。“纲司”或“纲首”，表示拥有船只或掌管贸易的首脑。日本史料中，多次出现中国人的“纲首”，他们把贸易据点设在博多，并与大宰府及博多周边的大神社、寺院、中央政府官员及贵族结成友好关系。

另外，还有一种类型的中国人，他们在日本官府担当翻译一职，12世纪末期的李宇(《日吉山王利生记》第7)，被称作“博多津前通事”。更早时期，9世纪中后期的明州商人张友信，也曾任职“大唐通事”。这些拥有“通事”官衔的中国人，在博多中国人社会中统筹运作，同时在日本政府和中国人之间起到桥梁纽带作用。

如此，在11世纪左右，博多地区形成了中国人居住区，尽管各类史料表述略有差异，但多数都称之为“唐坊”、“唐房”或“唐防”。滋贺县西教寺所藏《两卷疏知礼记》(上)永久四年(1116)五月十一日条载：“筑前国薄(博)多津唐房大山船龚三郎船头房，以有智山明光房唐本移书毕。以上。”据此可知，在博多地区已有中国人居住的“唐房”，“大山”为大山寺(有智山寺)，“龚三郎”应当是中国人名，“船头”是指船长或船主。关于“唐坊(房)”一语，“唐”指唐人，即中国人，“坊”指他们居住的街巷或房屋。此外，在宋朝社会管理制度中，“坊”本身也是城市基层行政单位，两宋期间，坊是表明城市地域的一个中心概念。随着中国人大量移居日本，坊之概念，延伸到了博多，九州各地还有多处地名称作“唐坊”，形成不同区域的中国人居住区。而博多的“唐坊”，则是已知最早的唐人街。

可见，在11-13世纪期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博多地区的“唐坊”，其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于亚洲乃至世界史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此同期，关于中国人在亚洲各地形成的居住区资料，仅见于中国方面文献记载，几乎见不到当地人记录的中国人居住地存在的史料。虽然后来当地的记录有所增多，但仍然难见像日本那样早期的资料。在文献记录极为缺乏的情况下，华人居住地博多的早期史料，尤显珍贵。再者，博多遗迹群的考古数据，又远胜于文献资料。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和扩大，带动了人员交流的国际化步伐，以至于在广州、泉州等国际贸易中心地，也形成了以穆斯林商人为中心的“蕃坊”，它与海外华人的“唐坊”构成一个交替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