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正在告别“唯GDP论”的时代，但是关于天津经济的若干问题仍然被市场所关注：“天津速度”的落寞，是深蹲与跌落，还是为了日后更好的起跳？天津的经济增长是否开始出现拐点？天津会否沦为第二个东北？未来破局突围的支点又在哪里？

证券时报记者 王小伟

天津，近年又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五大国家战略迭加的聚集地，但就是这座拥有600余年历史的近代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和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日前一组骤降的经济数据，由此导致的中国“准一线”城市格局生变的预期，成为关注的焦点。

3.6%的同比增速，1.86万亿元的生产总值，这就是天津市2017年GDP的最新成绩单。横向对比来看，天津被重庆（1.95万亿元，同比增9.3%）超越，让出“准一线城市老大哥”的宝座，且被苏州（1.7万亿元，同比增7%）等城市紧追；纵向来看，在2003年到2012年的10年周期中，天津经济基本都保持了每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因此这次增速大跌尤其惹眼。

产业结构失衡

深层次问题暴露

产业结构偏重偏旧、新动能增长点青黄不接、资源环境难以为继、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被视为困扰天津经济发展的四大瓶颈。随着天津GDP增速的骤降，这些原本相对深埋的问题瞬间暴露。

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天津GDP增速的大幅下降，一方面有主动“挤水分”的原因；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来看，天津的重化工业占比很高，石油、炼化、钢铁等产业对GDP的影响很大，因此经济数据遭遇滑铁卢。

作为典型的工业城市，天津多年来主要由工业投资驱动经济发展，而工业产值中的绝大部分比重来自于石化产业。隆众资讯分析师刘培培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天津的城市地位和地理区位条件，非常适合布局大型石油化工产业。“石油化工成为天津经济最有力的支撑之一。”

但不少重工业企业的发展环境在2017年前后开始面临重要变化。以《天津石化产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实施方案》为代表的文件相继出台，要求逐步关停分散在各区的小企业，提高产业集中度。

这直接导致整个产业链条的激荡。以天津港为例，受2017年安全生产、环境整治、汽运煤停运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公司大宗散货吞吐量下滑，规模化竞争优势减弱。特别是为落实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要求，公司将汽车集疏运煤炭方式调整为火车运输，打破了天津港传统运输方式，给公司散杂货运营造成影响。

与此过程几乎同步，工业的“负拉动效应”显现。根据公开统计数据，2017年前11个月，汽车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重点行业增加值，均呈负增长。

除了“负拉动效应”之外，传统重资产行业比重过大，还挤占了天津整个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空间。“从近年来经济增速较高的地区的整体特征来看，大多以发展新经济为引擎，而天津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显然没有走在全国前列。”易鹏指出。

金长川资本董事长刘平安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天津经过多年由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对原有的产业结构形成依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没有提前部署，导致产业结构固化而非优化，最终尾大难掉。”

与重化工业相比，天津的服务业比重较小，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难言到位。“在整个国家服务业比重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天津的服务业比例一直不高，其中也有自己的无奈。”易鹏指出，“由于北京具有政策、资源、人才等诸多优势，天津要想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缺乏长板因素。”

同时，民营经济比重低也是天津经济发展的特点。根据Wind统计数据，目前天津板块的50家A股上市公司中，实际控制人为以个人为代表的民营资本的公司为19家，占比不足四成。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也坦陈，天津市民营经济规模偏小、活力不足，影响了全市经济结构优化、体制机制改革、社会财富增加和群众收入提高。

“从全国经济发展规律来看，除了北京作为总部中心之外，只要是国企占比过高的城市，都存在经济发展滞缓的趋势。”易鹏对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