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化名)最近密切关注着关于《劳动合同法》修改的新闻，他期待着这部陌生的法律能改变未来的命运。

2007年5月，王华开始为中国移动沧州分公司(以下称“沧州移动”)工作，但是时至今日他还不是这家企业的员工，因为他是一名劳务派遣工。

“五年前，听说移动公司招人，我就报名了并且通过了考试，可到签合同时才发现是与劳务派遣公司签约。”王华说。在沧州的中国移动，王华负责的是销售工作。

直到现在，王华还是搞不清楚究竟谁才是他的老板，他在为谁工作。

谁是我的老板

虽然每天为移动公司工作，王华却是另外一家公司的签约员工。

王华对于劳务派遣最直接的感受是，在同一个单位，相同的岗位，干一样的活儿，待遇却不一样。

“我们劳务派遣工的底薪只有一千多元，算上绩效奖金一个月最多两三千块钱;人家正式工的收入是我们的一两倍。”王华说。

除了收入的差异，最让王华受伤的是职业的稳定感。劳务派遣工实行末位淘汰制，各种规章指标非常严格，压力很大;“人家正式工是铁饭碗，旱涝保收，不用为完成任务发愁。”王华说。

工作的压力，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来解决，可是信任感却使让王华没有安全感。

“每年要签一次劳动合同，签完字公司就把劳动合同收回去了，我们连合同的内容都没有看清楚。”王华说。

与王华签订劳动合同的公司是沧州市双维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双维公司”)，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见过这家公司的人，也不知道这家公司在哪里办公。王华试图通过该公司在网上的电话与其联系，却始终无法打通。

“这是什么公司?到底有没有我们都不知道。”王华说。

《中国经营报》记者按照双维公司在网上留下的地址，前往采访却发现其所在的办公楼已经被废弃。几经周折，记者在沧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的沧州人力资源市场五层找到了双维公司的办公室。

据该公司的员工介绍，这是一家拥有政府颁发的人才服务许可证的正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沧州移动的劳务派遣工都是双维公司的。她还特别强调，沧州人力资源市场的负责人就是双维公司的法人代表。

记者提出进一步采访要求时，双维公司的一位领导说，自己刚刚上任不了解具体情况，了解情况的负责人在外地出差无法接受采访。

非主流变为主流

王华的遭遇并非个案，他所在沧州移动下属的分公司，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员，其中七成是劳务派遣工。

沧州一位从事劳务派遣的人士介绍，现在通信行业使用劳务派遣工的比例很高，移动公司使用劳务派遣工的比例在七成左右。

不只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也存在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的现象。中国电信南阳分公司的一位负责人介绍，在他所在的分公司，大概六到七成是劳务派遣工。

就使用劳务派遣工的比例问题，记者前往沧州移动采访，该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使用劳务派遣的政策和比例都是依据上级公司的政策制定的。记者就此事致电河北移动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截至发稿时该负责人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委员杜黎明在提案中称，中国移动50.3万职工中有劳务派遣工35.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1.2%。他建议由人社部牵头，会同全国总工会、工商总局等部门，重点督查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滥用劳务派遣工情况。

为何像中国移动这样的国有企业如此热衷于使用劳务派遣工呢?

中国法学会社会法研究会理事、劳动法专家梁智介绍说，追求利润最大化、压低用工成本是企业的天性，而劳务派遣恰恰满足了企业的这一需求。

劳务派遣是一种招聘单位和用人单位相分离的用工方式。一方雇用工人但不使用工人，另一方不招聘工人但实际使用工人，双方通过“劳务协议”的方式确立派遣和用人关系。

在这种用工模式下，用人单位只要支付雇用工人的工资，而其他的包括社保、工伤赔偿等各项责任可以全部转嫁到劳务派遣公司身上。用工单位节约了成本，劳务派遣机构从中挣到了钱，但劳动者的职业稳定性和职业安全感却受到了严重挑战，职工的权益也极易受到侵害。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建认为， 中国移动等国有通信企业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通信行业高速发展，对于用工量急速增长，但是由于当时国企改革不彻底，其用工受用工指标限制，无法解决用工编制问题，劳务派遣工成为一种重要的用工模式。

但是，劳务派遣制度只是一种补充用工方式，并非主要用工方式。

劳动力派遣业者国际联合会(CIETT)的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各国派遣工占劳动者的比例，美国为1.93%，日本为1.3%，英国为5%，法国为2.1%，德国为1%。

乔建认为，通过劳务派遣可以增加企业的用工灵活性，同时也能够解决它们面临的劳动力市场过度僵化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虽然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经济低迷影响劳务派遣工使用比例呈现上涨趋势，但是最高比例也未超过10%。

而在中国劳务派遣却呈现井喷式发展，逐渐成为一种主要用工方式。2011年，来自全国总工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2010年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已经高达6000多万，占到国内职工总人数的20%。这比此前人社部公布的2700万多出逾一倍。

梁智认为，目前中国的劳务派遣已突破了行业、用工时间、岗位等限制，成为常规、普遍的用工制度。

对此，乔建建议应该通过立法，对于劳务派遣用工的比例做出硬性规定，否则非主流的用工方式将会喧宾夺主，成为主流用工方式。

“别的问题还能忍，最让我担心的是劳务派遣工跟临时工没有区别，一旦公司若裁员，我们肯定是第一批，而且若是被裁，一点儿补偿都拿不到。”王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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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结束征求意见。这部关乎亿万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法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共有网民131912人次对修正案提出557243条意见，刷新了中国立法公开征求意见的最高纪录。

此次，《劳动合同法》修订的重点是劳务派遣问题，修正案对实践中模糊不清的“三性”范围做出了界定，通过设立行政审批等方式提高劳务派遣机构的准入门槛，并加大了违法处罚力度。

由于劳务派遣问题涉及事业单位和国企等众多的利益群体，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与博弈。

“滥用劳务派遣成为一颗毒瘤，严重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使《劳动合同法》面临空转无法落实的尴尬局面。” 中国法学会劳动法专家梁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