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是每个人都必须直面的问题，没有谁敢轻言：“我一生绝对不和医院打交道。”正因为如此，“病有所医”就成为最基本的民生诉求，让每个人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不因病致贫就成为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把承担着救死扶伤、保障国民健康的医疗卫生机构比作一艘“巨轮”，那么，政府就是这艘“巨轮”的“船长”，要把握航向、预测风险、协调各方，确保“巨轮”顺利航行，其责任之重大可想而知。

当“SARS”病毒、甲型“H1N1”流感病毒引发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时，人们会把目光投向政府；当县区医院不足、全科医生紧缺时，人们会把目光投向政府；当急诊血库告急、艾滋病毒威胁血库安全时，人们还会把目光投向政府……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涉及公共卫生安全和国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具有非排他性和非营利性。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领域许多都是“赔本买卖”，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大都不愿进入，只能由政府担当起这份重任，通过兴办各类、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满足国民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保障国家的公共卫生安全。

政府作为“船长”，还肩负着对整个医疗服务行业的监管职责，包括对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和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监管。这是因为，医疗服务行业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医生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患者得什么病、病情到了什么程度、疾病怎么治、用什么药、是否需要手术，患者没有能力判断，只能求助医生、被动接受，无法和医生“讨价还价”“平等议价”。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小到可以诱导患者多开药、开贵药、花大钱看小病，进而从中谋利；大到可能出现误导误诊，引发人命关天的医疗事故。基于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政府必须担负起对医疗服务行业的监管责任，比如对医疗人员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进行监督和考核，对药品价格和安全进行监管，对医疗事故处理进行规制等。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政府责任并不是要求政府大包大揽，也不意味着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数量越多越好、规模越大越好。从国际视野看，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只凭借政府一己之力来解决全民的医疗需求。但在我国，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政府办医仍然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似乎政府只有全力办医才是负责任的表现。其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需要支持和鼓励社会办医。这就像在城市交通中，不能只有公共汽车，还要有出租车、私家车等。由社会办医形成的各类分众化、专业化、优质化的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不仅可以满足群众多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而且有利于政府集中力量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履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责任，还可以产生“鲶鱼效应”，推动公立医院改革，促进整个医疗服务行业的有序竞争和相互合作。可以说，在加快公立医院改革的同时，给社会办医留下合理的发展空间并使其规范运行，让越来越多的优秀“船员”参与进来，这是政府责任的另一种体现。惟有“船长”掌舵、“船员”协力，“巨轮”才能航行得更快、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