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期的董浩云

董浩云与董建华

作为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远洋航海事业的先驱，董浩云的奋斗与成功正是中国现代航运史发展的缩影与写照。其最初的事业发轫于天津和上海，自上世纪50年代起，他的事业就遍及世界各地，最高峰时旗下船只数量超过150艘，载重量高达1100余万吨，被人们誉为世界船王。

虽然是位企业家，但他对政治十分敏感。1948年12月，董浩云举家迁往香港，虽然中国航运公司总部仍一度留守上海，但旗下船只却大部南下香港或台湾，这说明他对公司去向尚未作出最后决定。

与此同时，鉴于董浩云在航运界的地位，国共两党都在积极争取他，为此，中共曾采取各种办法，动员董浩云率船北归。但董浩云却最终没有选择北归的道路，而是选择以香港为基地，并实现他走向世界航运的理想。

重新考虑如何应对两岸关系可能出现的转变

远洋航运的盛衰与国际间局势的变化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经营远洋航运的企业家，董浩云时刻都关注着全球的形势发展，而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更加注意海峡两岸随时发生的微妙变化。

1971年前后，以中美关系转变为标志，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年的12月，董浩云被聘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董事并参加董事会会议，其间他与基辛格首次相见，即详细询问他北京之行以及联合国投票的种种内情。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问中国，他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总理握手的画面，顿时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董浩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历史性大事，影响中美两国人民的大事，对海外华侨与航运贸易更具影响力。”

1972年8月，报载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将正式访问北京，并拟与中国恢复邦交，董浩云看到此消息后即在日记中写下：“时代不容我人开倒车，今后与新加坡、美国关系更需增进。”9月底，田中首相在访问中国期间宣布与北京建交，并发表共同声明。董浩云虽然与台湾关系十分密切，但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却立场坚定，他即在日记中写道：“台湾原是中国一部分，世局如斯。”此刻他的思乡之情更是油然而生，不禁在日记中憧憬“几时得重睹大陆新貌？”那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3周年的国庆节，董浩云又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北京已与日本建交，西德亦将与之建交……真是世界均成好友，今年国庆好不热闹呵！”这是他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及新中国的国庆。10天之后他又在日记中说：“新的中国已成立二十三年，老的依旧，慨甚。”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此刻他内心的种种矛盾。

1981年，董浩云为协助台湾当局推动台美之间经济与贸易合作，特地让其亲信任家诚(驻旧金山代表)出面，策动美国商业部举行“台美贸易会”。5月19日，会议在位于旧金山海港董氏旗下的“宇宙学府”召开。美国商业部副部长奥迈尔、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丁戴维等担任主讲，与会的300余人均为台湾和美国从事工商或具有专业资格的高级人士。座谈会主要针对台湾与美国中断外交关系两年以来的情形进行全面的检讨，并对未来十年台湾的市场、美国对台湾的出口以及美国商业部关于对台湾市场的调查予以深入的分析。

尽管董浩云为了引进外资和扩大台湾的生存空间而四处活动，但台湾当局对他的言行仍有不放心之处。由于董氏船队常年在外航行，有关部门要求对其船员活动严加防范，主要是防范来自中共的统战。

中美关系解冻后，许多长年居住在美国的华人相继回大陆参观访问，其中有一人与董浩云相识已久，他就是著名记者赵浩生。

早在50年代初，赵浩生作为《东南日报》驻日特派员时就与董浩云相识，后来赵去了美国并于耶鲁大学任教，与董仍多有往来。1973年，赵浩生离开大陆25年后第一次返回故国时先是途经香港，受到董浩云的热情款待，并请他入住“香岛小筑”。多年后赵浩生回忆，董浩云与他谈到中美关系解冻时非常高兴，但也认为两国若完全恢复外交关系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这之后，赵浩生经常先经香港而后返回大陆，而他每次来港都受到董浩云的热情接待。其间赵浩生不断在香港和海外报章发表文章，称赞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成为海外华人学者中的“歌德派”，因而引起了台湾方面极大的愤慨。由于董浩云与赵浩生相熟，并经常在香港接待他，因而也引起国民党的不满。为此，台“中央银行”总裁俞国华在与董浩云的属下洽谈借款时曾予以暗示，说台湾的情报部门对于董与赵的关系十分敏感，而且已经开始注意到董浩云在香港的言行，因而特别嘱托他今后说话一定要“多加留意，勿贻人口实”。为了避免舆论的攻击，日后赵浩生来港后就不再入住“香岛小筑”，而且董赵二人见面都选择普通中国人光顾的饭店，而不去那些外国人常到的场所，如外国记者俱乐部，目的就是不让外人发现。同时，董浩云又让他的属下任家诚写信给国民党海外工作会主任陈裕清，一方面对于公司拍摄影片中涉及中共之镜头以及接待赵浩生之事加以解释，同时对于台湾方面的责难与不满表达立场，声称“吾人身处海外，虽立场一致，但处境容有不同，观点或有参差”，希望能予以谅解。这也充分体现出董浩云在海峡两岸分裂状态中的为难与尴尬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