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企业反映，在海外争项目、谈合同时，一个利率、一个汇率，是压在身上的两座大山。出口信贷是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最初的资金来源，但中资银行比外资银行信贷利率报价普遍高出1至1.5个百分点，外方业主往往不愿意接受如此高昂的买方信贷，导致一些项目难以落地。另外，汇率风险也在侵蚀企业利润。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产品，如火电、高铁、核电等。但是，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效率低、金融服务不配套，成为制约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突出问题。

　　很多企业反映，在海外争项目、谈合同时，一个利率、一个汇率，是压在身上的两座大山，难以轻装上阵。出口信贷是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最初的资金来源，但中资银行比外资银行信贷利率报价普遍高出1至1.5个百分点。由于装备制造业项目投资规模大、期限长，1个百分点的利差常常相当于几亿甚至十几亿美元。再加上信用担保等其他成本，外方业主往往不愿意接受如此高昂的买方信贷，导致一些项目难以落地。

　　汇率风险也在侵蚀企业利润。2005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近36%，近几年平均升值幅度也在2%以上。一般而言，装备制造企业海外项目建设周期需要3-5年，毛利率也就10%左右，项目几年做下来，汇率风险就可能把利润全部吃掉。

　　企业在海外投资和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需要出口信用中长期保险。相关承保公司承保的信用额度较小，国别风险评估和分类覆盖不全、险种单一，难以反映实际经营风险。承保费率管理办法缺乏弹性，高昂保费加大了企业经营成本。承保公司对中长期险自批权限较小，超过一定额度就要报国家有关部门层层审批，难以适应项目时效性的要求。

　　发达国家海外投资的重要经验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紧密结合，以金融资本划分势力范围，以产业资本抢占市场和战略资源。当前，大部分国际装备市场已经被发达国家占领，在此背景之下，中国企业作为后来者，主要是在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相对不足的亚非拉国家开展业务，但他们十分依赖我国提供资金支持。但是，我国银行在这些地区的境外分支机构网点少，业务领域狭窄，不具备提供大规模融资的能力;相反，我国银行主要在发达国家设立分行，明显存在着业务区域错位。

　　装备企业“走出去”的另外一个重要融资渠道是政府支持。但是政府的直接支持又面临“双反”调查的风险。2011年以来，美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力推“竞争中立”的规则，限制中国政府利用各种手段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鉴于中美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等已进入实质谈判阶段，以及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投资和贸易伙伴关系协定(TIPP)等新兴区域性经济治理体系的出现，我国应提早应对，逐渐以金融支持企业海外发展替代直接财政支持，避免与“竞争中立”规则发生直接冲突。

　　解决“走出去”企业的融资困境，关键是找到便宜的资金来源。目前，国内的融资成本、资本收益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期限错配问题比较严重，“走出去”企业很难从国内资本市场拿到低利率的长期资金。相反，国内外汇储备充足，通过一定转化机制，可以成为“走出去”的资金来源。

　　同时，也要看到国际资本市场流动性充裕，利率较低，可以大胆使用，弥补“走出去”过程中的资金不足。目前比较现实的选择是，把我国装备制造业竞争优势和外储实力、全球金融体系充足的机遇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金融资本与产业技术能力相结合“走出去”的路子。

　　具体来说，一是内保外贷，借船出海。由于我国企业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大都成立时间不长，信用等级低，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有难度。针对这种情况，近年来国内开展了内保外贷业务。主要做法是，国内母公司向国内银行担保，国内银行为该公司在境外的子公司出具保函，该银行的境外分支机构为子公司提供融资业务。

　　目前，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对各商业银行的内保外贷业务进行额度控制。在额度内，银行开展内保外代业务无须向外汇管理部门逐笔申报。这一业务审批较快，手续方便，受到企业的青睐，但也存在套利风险和额度较小的问题。为了满足装备企业“走出去”大额、长期、低息融资的需要，应当在加强风险防范的前提下，增加一定额度专门支持装备企业。同时，加强与国外实体经济、金融、法律、会计、咨询等机构合作，借用他们的技术、资金、渠道和商业模式，开展多元化融资。

　　二是用活外储，重点布局。我国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购买外汇形成的，由于不需要还本付息，实际上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将充足的外汇储备转化为长期投资，可以借鉴日本“黑字还流”的做法，把满足经常国际收支平衡和稳定汇率市场需求以外的超额外汇储备，拿出一部分以委托、借贷或注资的方式，转化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运营资金，专项用于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重点项目。这种做法，既把超额外汇储备转化为可回流、能增值的金融机构借贷资金，又可以顺利实现对外战略性投资，也可降低储备贬值风险，避免“竞争中立”规则的限制，能够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