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高中毕业，进工厂做学徒，后来到广州市橡胶工业局当个小职员，当时叫“以工代干”。

1975年8月3日晚，轮到我值班，在局里过夜。那是盛夏，但局机关在一个小山包上，凉风习习，挺舒服，我睡得挺好。快天亮的时候，电话响了，是市委打来的，说两艘客船在顺德容奇蛇头湾沉没，上面有几百橡胶七厂的职工。我赶快报告局领导。

8月4日早上，我们已经知道大致情况。肇庆七星岩和鼎湖山是省里最有名的风景区。但当时从广州坐车到那里走的是很颠簸的黄沙公路，还得过两三个渡口，用船把车运到对岸。单程要四五个钟头，又累又麻烦。所以很多人愿意坐船，傍晚从广州出发，在船上睡一晚，第二天早上到肇庆;玩一个白天，黄昏上船，天亮就回到广州。

橡胶七厂是国营的，有四百多职工，搞汽车轮胎翻新，在工业大道。七厂的工会和团委组织职工到肇庆，可以带家属，有三百多人去了。他们在2日傍晚坐船出发，3日晚原路返回，刚过十二点就出了事。

8月4日下午，第一批幸存者回到广州。我跟着局领导坐机关里唯一的北京牌越野车赶去广州宾馆。那宾馆在海珠广场，当时是全市最高级的旅店。省领导设法避免社会不安，派船到出事的地方，把幸存的旅客分头送回广州和肇庆。因为有不少人听到传闻，在天字码头等待，回广州的旅客转到一个军用码头上岸，坐车到广州宾馆，先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再回家。我们在宾馆的大堂和走廊，看到很多穿同样天蓝色短袖衬衫的男女，都是刚从容奇回来的旅客。

在房间里，有些工友的头发、脸上和衣服还沾满棕黑色的柴油。那天凌晨，他们的红星245号客轮在蛇头湾跟红星240号客轮相对而过。每艘船有四百多乘客。红星245号上多数是橡胶七厂的职工。另一艘船上有团省委三十多人的参观团，去看肇庆的马安煤矿，那是“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月光明亮，江面平静。两艘船上多数乘客都睡了。

突然，开往广州的船转头向开往肇庆的船猛冲过去。那艘船连忙躲避，但已经来不及。开往广州的是一艘钢板船，而开往肇庆的是一艘用水泥做外壳的船。中国的水泥船是“大跃进”的时候开始发展的，原因是要大大增加航运力量，又缺钢材。但水泥船当客轮很不安全，那是明摆的。红星245一撞，红星240的水泥壳就破了个大口，红星245的船头深深插进去。两艘船成了个丁字。

两边的船员赶快商量，决定让横在江上的红星245号向前开，把水泥船推到岸边搁浅，使大家能够逃生。水泥船很重，钢壳船推了一会没推动，上面的驾驶员就开倒车，想保住自己的船。谁知钢壳船一后退，水泥船上的破口就失去了堵塞，江水轰地冲进去。水泥船马上下沉，船壳上的钢筋网钩住钢板船头的东西，使它没法完全退出。几分钟之内，两艘船一起沉到水底。水泥船的柴油从破口涌出，铺满江面。

二

两船相撞的时候，旅客们醒了，有些人摔到床下，头破血流。

因为船员们决定把船推到岸边，为了避免混乱，两艘船都打开广播，反复要求旅客留在自己的铺位。多数旅客服从管理，只有少数人到甲板上张望。红星245的驾驶员违反约定，两艘船突然下沉，甲板上的乘客急忙跳水。船舱里的人拼命往外冲，但走廊和楼梯很窄，窗户又装了铁条，很多乘客被绝望地困住。

这场灾难的正式名称是“八·四海事”。“海事”是专业术语，选这个词应该是小心避免对社会的刺激。

在广州宾馆，我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走，打听情况，安慰工友。

局里成立“八·四海事善后办公室”，领导指定我做办公室主任，不是“善后办公室”的主任，那是局领导当的，是“善后办公室”里办公室的小头目，管秘书和后勤的事。我还不满二十，刚从学徒升为一级工。跟我一起干的同事资历比我深，经验也比我多。因为当时流行重用和培养青年的风气，所以有这不妥当的决定。

遇难者的尸体很快就运到广州殡仪馆。我和几个同事住到路对面的空军招待所，橡胶七厂的干部也住了进来，组织遇难者的亲属认尸。我们楼前天天停一辆民用牌的黑色奔驰轿车，应该是市领导在坐镇指挥。

最后统计死难者共432人，其中广州380人，肇庆52人。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最严重的航运事故。橡胶七厂遇难108人，包括职工75人，家属33人。殡仪馆缺乏冷冻设备，就是在几个大屋子里放些冰块，地板铺一层稻草，把尸体搁在上面。天气太热，冰很快融化，满地都是水。在江里打捞上来的尸体一下就肿胀变形，难以辨认。屋里又脏又臭，认尸辛苦极了。

那年头有不少非常糟糕的事，但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时候是挺好的。本来认尸是亲属的事，但死者的亲人受到了太大打击。有些失去儿女的父母连自己都不知怎么生活下去，很难在恶劣的环境里辨认面目全非的尸体。于是同事和朋友尽力帮助。他们天天到殡仪馆来，做着世界上最难做的事。

三

这样的热心人很多，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局宣传队的工友。当时橡胶局挑二三十个青年工人，搞了一支文艺宣传队，住在市郊沙贝岛。那地方现在叫金沙洲，原来是个特供农场，为省政府养鸡、鸭、蛇和鹌鹑之类东西。1966年以后批判领导搞特殊化，农场关掉。橡胶局在那里建了橡胶六厂。局宣传队的人集中在这个厂排练，到各厂演出。生产企业养个文艺宣传队，当然不正常。但当时就是不正常的年代。无论如何，这不是那些年轻人的错。

宣传队里有两个七厂的工人，叫大家一起到肇庆玩，有八个宣传队员响应。8月4日凌晨撞船，橡胶机械厂工人、小提琴手陈少霏被震醒，不久发现船在下沉，觉得这是生死时刻。刚好他床头的窗户少了一根铁条，少霏赶快叫身边的舞蹈队员陈穗明爬出去。缺口很窄，穗明又背了个小包，卡在那里。少霏拼命推，穗明终于逃到外面。这时江水已经淹过窗口，少霏硬钻出来。船已经沉得挺深，他蹬腿浮到江面，大口喘气。太悬了，距离死亡可能只有几秒!船在江心相撞，两边离岸有三四百米。少霏在黑暗里看到陆地和山岭的轮廓，使劲游，最后气喘吁吁地到了江岸。

八个队友去旅游，只有少霏和穗明生还。宣传队的年轻人伤心极了，马上挨家看望去世朋友的父母，每天到殡仪馆寻找遭遇不幸的朋友。少霏也去了。那场灾难的刺激太大，他天天睡不着，昏昏沉沉，到了遇难队友家也不会讲话。但他觉得那是自己对朋友的责任，自己到了那里，就是对朋友家人的支持。

舞蹈队员姚衍仪的姐姐认定了妹妹的遗体，姚妈妈拿出女儿最好的衣服给她换上。宣传队员们一起参加葬礼。但容奇事故现场的军人在一具年轻女尸上找到工作证，确定那才是姚衍仪。宣传队的年轻人陪衍仪一家举行了第二次葬礼。在最悲痛的日子里，这样的陪伴不知有多重要。

那些年轻人把去世队友家里的遗物照下来，还做了张他们六个人头像排在一起的相片，作为纪念。局里的一个中层领导很不满意，说那些多情的青年表现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其实阶级是人的社会地位。波普尔说得好，一个人以什么为业，就属于什么阶级，不管原来干过什么。那位中层领导是工人劳动模范出身，但已经成为正儿八经的管理者，所以是管理阶级。而那些年轻人尽管过去是学生，当了工人就是工人阶级。同一个阶级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情感和想法。在那个年头，小资产阶级是挺不好的身份。因为人家念过高中，感情细腻，就给人扣上异类的帽子，那很不宽容。

因为防腐条件太差，尸体在殡仪馆放了一个星期，就不得不全部火化了。容奇那边的尸体更没法保留，只能在当地掩埋。好些遇难者的家庭没有找到亲人的遗骸。

我们离开空军招待所，搬到工业大道口的橡胶工业研究所，继续做其他善后的事。

四

出事之前不久，橡胶局开“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各厂找了一些人来帮忙，其中有七厂的打字员谢妮。那是个小巧活泼的女孩。她的愉快很能感染人，大家都喜欢她。会议开完，到局里帮忙的人准备回工厂，在我们的办公室搞了个欢送会，大家坐下喝点茶，吃几块硬糖，讲些祝福的话。我跟谢妮开了几个玩笑。几天之后，我在橡胶研究所给谢妮填死亡登记表，心里真难过。

有人说，产业工人之所以伟大，一个原因是纪律性强。这是读书人的想象。一个七厂的年轻人拖拖拉拉，到大沙头码头的时候船已经开了。他从头上摘下草帽，扔给甲板上的朋友，说：“带着我的帽子去转一圈吧!”结果那家伙逃过一劫。命运无常，一至于此。

我们每天接待遇难工友的亲属。省政府为了安定人心，允许非直系亲属顶替，还把入厂的最低年龄降到十六岁。十六岁当工人，现在看当然不合适，但当时进国营工厂几乎是全国百姓的梦想。另外买了全票的遇难者有一千五百元的赔偿，买了半票的有七百五十元，无票儿童赔三百五十元。国营大厂工人每个月才拿四十多块钱，那赔偿是挺大一笔数。由于这些原因，善后工作总的来说还顺利。但我们仍然经常挨骂。他们失去了亲人，心情不好，可以理解。我们一直非常耐心。

过了十天左右，在橡胶研究所的工作干得差不多了。我和橡胶局五六个同事去七厂处理最后的事。四百来人的工厂，一下少了七十五个职工，这是巨大的损失。但七厂很快就恢复了生产。厂里多数都是事故的幸存者，刚刚逃出沉船的灾难。他们几天之内就稳定了心绪，大家默默分担去世工友留下的事情。

红星245和红星240在江中沉没，有个青年工人拼命游到岸边的甘蔗田，把照相机交给女朋友，又下水救人，结果再也没有回来。当地的村民听到动静，就敲响铜锣，一起赶到江边，推出舢板救人。村里的“赤脚医生”在岸上给捞上来的乘客做人工呼吸。后来那些农民一直照顾着两艘客轮的生还者，直到政府派船接走他们。

我们在橡胶七厂大概干了一个星期。

在法院，红星245号客轮的驾驶员说，跟水泥船相遇时突然转舵，是为了避开一艘无灯的小艇。但调查找不到任何证据。由于事故严重，他受到交通肇事的最高惩罚，被判七年徒刑。随后，珠江内河的客轮全部拆掉窗户上的铁条，水泥外壳的船只也被逐渐淘汰。

来源：大家作者：袁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