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嘉兴自古海运繁华，青龙港、华亭港、澉浦港、乍浦港……一个个古港均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但因地理变迁、河口拦门砂淤塞等诸多原因，这些古港大多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唯一仅存且发挥着港口作用的乍浦港已于2003年4月更名为嘉兴港乍浦港区。

上海港肇始于嘉兴青龙港和华亭港

古海盐曾四徙县治，六析其境，分出了后来的海宁、平湖和上海的部分地区。也就是说，现今嘉兴境内的一大部分和现今上海市的一部分，追溯源头，都来自古海盐。唐天宝十年(751年)，朝廷割海盐北境、嘉兴东境、昆山南境置华亭县。故，那时的青龙港和华亭港仍属于嘉兴境内，而如今的上海港则肇始于嘉兴的青龙港和华亭港。

青龙港和华亭港，当始于隋唐。尽管在此之前，上海地区的吴淞江畔、沪渎要塞，曾经是水军征战之地，渔民聚居之所，然而，这只能证明港口萌芽状态的存在。隋唐时期华亭、青龙相继设镇，标志着上海地区贸易港口正式形成。宋代，上海地区港口已跻身于我国重要外贸港口的行列。南宋绍兴年间，主管两浙路地区外贸的提举两浙市舶司移住华亭达30余年，初次显示了它的重要地位。元代年初，位于上海浦畔(今黄浦江)的上海镇港脱颖而出，成为我国较大外贸港口之一。及至清代，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并在上海设立江海关以后，上海港发展迅速。

青龙港原为古海盐北部的一个海港，唐朝天宝五年(746年)设立青龙镇(现上海市青浦区北部的白鹤镇)，古称沪渎镇。唐时期，嘉兴青龙港名贯一方，被誉为“江南第一大港”。青龙江“在宋以前，浩瀚无比”，贡使商船无不溯沪渎而会集于青龙镇。北宋中期开始，青龙港不仅已成为苏州的海上门户，也是我国东南地区对外贸易口岸之一。

唐长庆元年(821年)青龙镇报德寺建塔以后，海上交通展开，国内航线相继开辟。北宋时文人应熙称青龙镇已是“控江而淮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当时青龙港的国内埠际航路主要有内河和南洋两条。内河航线是通过吴淞江上溯至太湖或运河，与杭州、苏州、湖州、常州等地相连。其中苏州在国内贸易上有极重要的地位，青龙港事实上主要就是充当苏州地区的中转港。南洋航线即指经吴淞出海后向南方沿海的航线，当时已与福州、漳州、泉州、明州(宁波)、越州(绍兴)、台州(临海)、交州(今越南河内)、广州等地港口通航。南洋航线运来的货物大部分转运至苏州消散，所以史称：“闽粤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

此前，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被列入2016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在该遗址中历年考古发掘出土了来自福建、浙江、江西等窑口可复原瓷器6000余件及数十万片碎瓷片。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证明了青龙镇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之一，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增添了新的证据。

北宋真宗祥符年间(1008—1016年)，青龙镇也是“海舶辐辏，岛夷为市”。宋代人杨潜《绍熙云间志》也说青龙镇是“海商辐辏之所”。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在秀州(治在今嘉兴)辖区内有州城、华亭、海盐、崇德、青龙、魏塘、金山、广陈、澉浦等9个税场。熙宁十年(1077年)一年的商税总额为65426贯934文，其中州城税场为27542贯640文，华亭县城税场为10618贯671文，而青龙镇税场则达15879贯403文，仅次于州城，超过县城，居第二位。

隋唐初年，华亭建镇并形成上海地区第一个贸易港——华亭港。唐朝天宝十年(751年)，华亭由镇升县(今属上海市松江区)，唐朝中期，曾是上海地区的航运中心，航运活动以内河为主，海上航运交通较冷落，原因是沪渎浩瀚，“西临大江，与海相接，茫然无辨……大舟迅风直过海口，百无一二而能入者，因此失势飘入深波石礁，没舟陷人，屡有之矣”。北宋时，置市舶司作专门机构, 负责管理今苏南和浙江所有出海口的船只与贸易。

在唐宋时期，华亭港主要是为附近地区的物资提供流通服务。在通过港口的物资中，数量最多的是粮食。太湖流域大批漕粮北运，也有富商大贾贱买粮稻，转运京师，坐邀厚利，当时上海地区的漕粮在该港与青龙港集中后，从吴淞江到苏州再沿运河至扬州，然后继续北上。间有海运，即从吴淞江出海北上。另一类转运物资是盐，据嘉庆朝《松江府志》引《通鉴地理通释》记：“唐天下有盐之国一百五，江南十二”。到宋代，盐已成为上海地区重要出产之一。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两浙盐运司署设于华亭县南的新场(今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县城内设有盐监、盐税和支盐官。县内有下砂、浦东、袁部、青村四大盐场，另有委托昆山县江湾买纳场代管的南跄盐场。这五大盐场在沿海各有分场，所产之盐通过水路运往县城，然后经华亭港运往内地。这两种物资的流向决定了内河航线相对繁忙。同时，流经港口的物资还有少量的丝、纸和其它手工艺品。

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章砚在《重开顾会浦记》里称，华亭港连接青龙港的顾会浦中，“舟艎去来，实为冲要”。到了南宋孙觌《鸿庆居士集》则说，华亭港是“富室大家，蛮商舶贾，交错于水陆之道”，可见航运之繁忙。

随着海岸线的东移，上海地区的港口自南宋中期以后，逐步向海口方向位移，华亭、青龙两港逐渐衰落。主要原因是航道淤浅、日益远离海口和航运工具的变化所致。

吴淞江和青龙江都是潮汐河流，泥沙沉积在所难免。作为干流的吴淞江河道多弯曲，宋人形容其“有五汇四十二弯”，弯曲一多，流速减缓，航道淤浅日益严重;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松江守臣以江上风涛，漕运多败官舟为由，筑松江长堤，阻滞了太湖清水径流下驶，水势大减;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吴淞江上游兴建了一座长桥挽路，更加减弱了江流的势头，这两项工程造成太湖湖水常溢而不泄，200余年间，吴淞江入海口的宽度，竟减少了4/5，虽常有疏浚、凿河等整治工程，但始终未有根治。

海岸东移，港口丧失了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原来青龙镇的位置正处于吴淞江的入海口。这个地理优势是青龙镇兴旺发达的重要条件。随着自唐以来历代修筑海塘，陆地不断向东延伸，华亭县城和青龙镇与海口已相距甚远。

南宋时进出青龙港的商船日渐增多，其中也有部分外贸船，由于这些海船的船型较大，吃水深，在航道日浅的情况下，不仅华亭港难以容纳吃水深的大海船，就连青龙港也逐渐不能适应大型海船进港和靠泊了。

再加上元末农民大起义，张士诚率起义军渡江攻占有平江(今属江苏苏州)后，驻守华亭的元朝元帅王以敬，通于张士诚，据城哗变，纵火焚掠，携带抢劫的财物经顾会浦北奔青龙镇，在青龙镇更是恣意破坏。元军追至，劫掠更甚。经过这次洗劫，华亭损失严重，而青龙镇更是“胜况十不存一，市舶之区潮淤水涸，闹市民舍鞠为茂草，民业渐衰”。从此，华亭、青龙一蹶不振。

孙中山规划的“东方大港”原是乍浦港和澉浦港

“计划港当位于乍浦岬与澉浦岬之间，此两点相距约十五英里。应自此岬至彼岬建一海堤，而于乍浦一端离山数百尺之处，开一缺口，以为港之正门。”

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于《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篇中，提出建设东方大港的设想，计划在乍浦与澉浦间建设东方大港并修筑霍山经芜湖至苏州抵嘉兴的铁路。民国十八年(1929年)，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派水利专家吴南凯率东方大港测量队到乍浦定点测量，留下了测量柱，至今还在原址。

乍浦与澉浦如唇齿相依，均唐设镇，宋开港，明筑城。唐宋时期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尤其是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西部)，王朝持续151年，这一时期，澉浦与乍浦一带成为临安的海舶门户。

乍浦的海外交通历史悠久，早在南宋时期就是杭州对外贸易海口，设有市舶场管理来杭海外贸易。元中后期至清中叶，乍浦港成为中国东南的通商大港，对外贸易之繁荣更加盛极一时，被赞誉为“东南雄镇”。清代开海禁后，由于乍浦具有“肩挑”沪、杭，“背负”太湖的地理优势，又有四季不冻，不受钱塘江潮影响的优良港湾等条件，所以它继杭州港衰落之后迅速兴起。《乍浦志》载：“今国家既驰海禁，珠香象犀瑇瑁之属，贾胡囊载而至南关外，灯火喧阗，几虞人满”，“台湾既入版图，大驰洋禁，自是五方辐辏，千骑云屯，积今七十余年，极炽而丰俨然东南一雄镇焉。”这是乍浦在康熙二十三年收复台湾后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后出现的空前盛况。据项士元《浙江历代之海外交通》载：“浙海关口址十五，乍浦其一也，自康熙驰海禁以后，生齿日多，闽粤瓯越诸商贾云集，海物填委，犀象香珠之属，自远而至，与明州沪渎并为东南重镇。”

清代的乍浦港，主要是中日两国贸易的对口港，当然还有琉球、暹罗、安南、吕宋、文郎、爪哇、马神、广口诸国也常来乍浦进行贸易活动，但因该港离日本最近，中、日之间又各自互有依赖性，故乍浦港的日、清贸易独占鳌头。“大舶驾风通日本”，就是中日贸易基地乍浦的生动写照。作为首要对日贸易口岸，乍浦港主要从日本进口金、银、漆器、硫磺、海参、鲍鱼、鱼翅等物，以铜为大宗;出口货物有丝、绸、缎、茶叶、药材、糖、棉布、染料、书籍和文房四宝等物，如此贸易也带动了商品经济的日渐发达，特别是闻名海外的杭嘉湖丝织业，如嘉兴王江泾镇居民“……多织绸收丝缟之利……不务耕”，夏辛铭《濮院志》载：“万家烟火，民多丝作绸绢为生”“机杼之利，日生万金”“人以机为田，以梭为耕”。

在双方贸易物品中，书籍和文房四宝也占了相当的比重。日本江户时代，长期在长崎与乍浦间从事贸易的日本商人“村上”家，写有记录其对外贸易情况的《村上文书》。据该书记载：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二十日(1793年11月23日，日本宽政六年)，有南京47王开泰属下的“寅贰号”，从乍浦起航，于十一月初六日(12月9日)抵达长崎。在其所载67种图书中，有《红楼梦》9部18套。1993年10月，乍浦镇为了纪念《红楼梦》走向世界200周年，在当年乍浦港码头牛角尖建立了“海红亭”。

澉浦港始建于唐代，宋时为“杭州外港”，美称“小杭州”。它是我国东南沿海最古老的港口之一。在封建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海洋科技文化巨大发展的宋元时期，澉浦港进入了它的鼎盛与辉煌。至元十四年(1277年)，设市舶机构，成为“远涉诸蕃，近通福广，商贾往来”的“冲要之地”。

澉浦位于钱塘江口的杭州湾北岸，是进入杭州的门户。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离该城(指杭州)四十二公里远的地方，沿东北方向，就是大海，这里有一个优良的港湾。所有从印度来的货船，经常在这里停泊。”这个优良的港口指的就是澉浦港。杭州港的进出口贸易也可在这里办理。澉浦人杨发、杨梓一家几代作为官本船代理人，远航波斯湾，后来成了著名的航海富商。

澉浦港位于今嘉兴海盐县澉浦镇的南端，岸线漫长，水深滩阔，吞吐便利，交通捷达。近5公里长的海岸上遍布多处舟船寄碇地。《嘉兴市志》载：内河船泊于白塔潭，海商船近靠泊橹山，货运船驻停鸦雀墓，番船皆聚龙眼潭，客旅舟常在金家桥，转运货船须往三里堰。从高处鸟瞰，桅林帆樯蔽日，轴拥舻堵相衔，千舸泊港，万商云集，彩旗飘舞，货积如山，好一幅“天下第一码头”的织锦画图。据《澉水志》载述：“此方不事田产… …惟招接海南诸货，贩运浙西诸邦,网罗海中诸物以养生。” 可见其地一直是外货的转运地。澉浦港不但是国际贸易港、粮盐中转港，还是对外交往友好港。印度的佛僧、日本的遣使、南洋西洋诸国的臣官、商人和留学生纷至沓来。同时，澉浦又是一座海防要塞的军港，确保港口贸易和国家安全。1978年，澉浦长山河工地出土的八枚水军印，印证了当时的杭州湾沿岸的金山、全塘、乍浦、黄湾等港口都驻有水军，特别是澉浦港，地位显赫，重兵把守，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海防前线。

海岸与江口岸线的退缩、海侵加剧，澉浦港日益淤塞，加上“红巾军起义”，澉浦港于元末渐次衰败。

随着杭州湾北岸线的退缩，流沙严重淤积，澉浦港口大吨位的海船难以驶入，码头贸易逐渐衰落。至清康熙年间，尚有少量船舶来往，后来，这个码头就废了。与之前相邻的乍浦港因港深条件优良，取而代之，成为元之后江南的重要贸易港口。元代至元《嘉禾志》述及海盐县时说：“南抵澉浦三十六里，番舶萃焉，东北抵乍浦，商舶间至”。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述及乍浦时说：“元至正间(1341—1368年)番舶皆萃于此。”

据明董榖《澉水志汇编·续澉水志》：“澉镇当赵宋时为最盛，贸易海南诸货，贾胡番舶交归焉……元末士官恣横，我圣祖奄有四海，恶其害民而殴灭之。因置城戌，绝贡道，禁私几双，海于是乎不通。”士官恣横指的是“红巾军起义”，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大明江山社稷的安然，防止张士诚的余部组成的海盗集团与地方船民勾结起事，便索性下了禁海令，禁止民间的海外贸易，澉浦海上贸易由此中断。

相对而言，乍浦港衰败的主要原因还是连绵的战争。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由于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东南沿海遭到英国等殖民主义者侵略；不久在咸丰元年(1851年)，又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中国国内政局不稳，战火连天，于是去日本的贸易商船就逐渐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