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事件发展到冲击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与民族感情，那就是在将一个个人和家庭的不幸扩大为两个民族的不幸

近年来，中韩渔业纠纷有愈演愈烈的迹象。去年12月，中国渔民李永涛驾驶的“辽营渔号”渔船在群山市近海作业时，遭韩国海警的追逐，船被撞沉，李永涛不幸身亡。李永涛的遗体尚未安葬，如今又发生了韩国海警警长李某在抓捕中国渔船船员的过程中意外受伤身亡的事件。面对由此引发的两国民众对立情绪，我们需要冷静地思考：作为两个友好邻国，难道我们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吗？

中韩渔业纠纷的根源在于2000年签署的中韩渔业协定。该协定于2001年6月30日生效。协定签署的本意在于依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分清双方在黄海上的权利，从而达到养护和合理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维护海上正常作业秩序的目的。

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似乎账目清楚就可以避免伤感情。但现实生活中往往未必如此。中韩渔业协定意味着双方的渔民不能随意地到靠近对方的海域捕鱼，而这给中国渔民带来的冲击极大。因为协定将中国渔民传统渔场的大片海域划为韩国的专属经济区，而中国渔民的数量极为庞大，失海将意味着大量的渔民失去生活来源。

中国究竟有多少渔民要依靠在外海捕鱼为生是很难统计的。不过，从中国政府为减少这种冲击所做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据中国渔政指挥中心的统计，从2002年到2009年的7年间，仅在黄渤海区三省一市，各级政府和渔业主管部门为妥善解决受影响渔民的生产生活问题，累计投入转产转业资金4.59亿元，实际减船9002艘，培训转产渔民3.38万人。

上述数字，不仅反映了中国渔民所受的冲击，也反映了中国政府为维护中韩关系、有效执行中韩渔业协定所做的努力。努力不仅限于釜底抽薪地减少渔船数量，让部分渔民转业，也包括加强海上管理等工作。据统计，仅2006年至2008年间，我国渔政就在相关水域累计执行巡航执法任务235航次，拦截、劝阻涉嫌违规渔船3000余艘次，查处各类违规作业渔船1231艘次。

而中韩两国渔业执法部门，为维护协定水域海上作业秩序，从协定开始生效起就有着广泛的合作。双方之间不仅建立了中韩渔业执法工作会谈机制和重大违规渔船移交制度，也开展过共同执法。在2001年至2005年的协定过渡期内，中韩两国渔业执法部门就曾针对过渡水域共开展联合检查行动14次，处罚各类违规渔船50艘次。

尽管中国政府为落实渔业协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12月12日的事件发生后，韩国外交通商部召见了中国驻韩大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韩国政府的行为，实际上是要中国政府对韩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与一个普通中国百姓发生的冲突负责。这显然违背外交常理。在事件本身的真相并不清楚的情况下，韩国政府就将其政治化，这直接冲击了两国的政治关系。在韩国政府的不当外交举措之后，韩国右翼势力就展开了对中国使馆的围攻。

对于韩国警官遭遇不幸，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感到惋惜和同情，对于韩国普通民众由此而生的悲情也会表示理解。但如果让事件发展到冲击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与民族感情，那就是在将一个个人和家庭的不幸扩大为两个民族的不幸。

然而，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是，韩国的领导人和一些高官的言论，在客观上正在强化对立情绪。海洋警察厅厅长牟康仁12月14日表示：“将简化现行规定，不再进行无用的问责，以便现场警察在面临危险时，可以毫无顾虑地使用枪支。”这样的言论在刺激着社会情绪。其实，韩国不当执法恰是矛盾不断激化的重要原因。今年3月3日，韩国海警在登船检查过程中，就曾开枪击伤了一名中国船员。因此，韩国官方的态度，只能增加人们对未来的忧虑。

从长远看，要减少甚至消除中韩渔业纠纷，不能简单地靠苛政严法，而更多地要靠中韩两国政府加强合作。但只有双方都具有与邻为善的精神，合作才可能有效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