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远海打鱼的中国渔民频繁被周边国家扣押，其背后是与周边八个海上邻国日益增多的渔业纠纷，根源则是海洋划界未定，存在争议海域

12月12日，驾着[鲁文渔15001号]、带着他的船员们出海的东北汉子程大伟，没有如期返回。

12月15日，韩国仁川地方法院里，程大伟和他的8位船员接受调查后，被分别以“杀人”和“妨碍特殊公务执行”的罪名裁定予以拘捕。程大伟的脸上有伤痕。

短短3天，这9名中国渔民与韩国海警在两国之间海域的那场遭遇，迅速演化为两国媒体和民众激烈争吵的事件———韩国民众呼吁严惩凶手、强硬对待中国渔民；中国民众则指责韩国海警粗暴执法，招致渔民拼死抵抗。

这是近年来中国与周边渔业纠纷的极端个案，它的背后，是中国渔业处于历史转型期的困境，是日益激化的中国与邻国的海域纷争。

性质未明的“遭遇”

海洋法专家均指出，出事地点是否位于中韩两国有争议的区域，对事件的性质有决定性影响

目前唯一的消息来源韩联社报道称，当天韩国海警在距离仁川市瓮津郡小青岛西南方向85公里海上执法时遭遇程大伟的船只，警长在抓捕中国渔船过程中被程刺伤，后来不治身亡。

虽然随后几天事件持续发酵，但出事海域这一关键信息却至今未明。

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海洋法专家均指出，出事地点是否位于中韩两国有争议的区域，对事件的性质有决定性影响。

外交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龚迎春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事件如果发生在中韩两国有争议的海域内，那就很难将中国渔船的进入定性为非法捕捞，韩方加大执法力度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此时按国际法也应是船旗国有管辖权。

如果是在非争议区(即韩国海域)，那么韩方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确实可以使用武器，但这种使用有严格的限制，要求不伤及船员和船只的安全。

“但韩方要求道歉没有道理，就算是渔民为追逐经济利益而越界捕鱼，韩国该怎么处罚就处罚，这不是国家责任的问题。”龚迎春说。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新军认为，这次在黄海上发生的冲突伤亡事件令人遗憾，但韩国民众要求中国承担国家责任是没有道理的。

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如果是在争议海域，双方均不应采取单方措施(包括所谓执法措施)激化矛盾，妨碍争议的和平解决；若是在无争议的韩国海域，那本质上是外国人接受韩国国内管辖的问题，涉及到的是国际法上的外国人待遇和基本人权问题。此时反倒是韩国由于上述国际法问题中可能的不法行为产生国家责任。”

尽管从目前掌握情况下不能立刻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一方面双方对事件真相的调查(是否确定为争议海域等)仍然有助于厘清国家责任问题；另一方面，假定事件发生于韩国管辖海域，韩国政府应该确保当事人在韩国羁押期间的基本人权待遇和获得正当程序的审判权利。

“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这次事件在现阶段就被上升为外交事件，更不能理解要求中国政府为此负责的说法。”张新军说。

事件之后，中韩两方舆论各执一词，韩国民众连续几天到中国驻韩使馆前游行示威，中国民众指责韩国警方粗暴执法。

美国克莱蒙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汤本公开发表评论说，程大伟被指控后，应当得到完整的司法保障。他追问，为何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而周边国家在执法时常将中国公民看成二等公民，随意驱赶并课以高额罚款？程大伟脸上的伤又是如何形成的？

龚迎春认为这一个案只是渔业纠纷，并不涉及主权，当然中国政府并非无可作为，即便本国渔民真的有错，韩方是否存在执法上的过失？渔民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抗，是否韩国对中国渔民的罚款太重？“中国可以告到国际法庭，在国际法层面，就这些问题争一争。”

据介绍，越界捕鱼产生的纠纷在国与国之间很常见，过去日本渔船也一度到俄罗斯海域去捕捞，俄罗斯也抓捕、重罚日本渔船，后来日本政府就抓住国际海洋法公约“迅速释放”规则，将俄罗斯告到了国际海洋法庭，抗议俄罗斯的高额罚金。

汤本在公开评论中直言，中国对渔民远洋捕鱼权益保障机制缺失：“不是逼到要杀人才来正视这一问题。”

与海上邻国纠纷不断

中国没有完全与周边邻国最终划界，无论是专属经济区还是大陆架，存在争议海域，从而导致渔业纠纷

因出海捕捞被他国扣押的中国渔民，不是只有一个程大伟。

12月，中国一艘渔船6名船员在南海捕鱼时被菲律宾拘押；

一个月前，中国26艘渔船在黄海捕鱼时被韩国扣押；

4个月前，中国两位船长在东海作业时被日本逮捕，渔船被扣押；

半年前，中国渔船在南海作业时被越南武装舰艇驱赶，拖曳倒行一个多小时；

……

上述事件只是近几年赴远海打鱼的中国渔民遭遇的缩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冯昭奎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周边邻国对越界捕鱼的强制措施在升级，这种强硬对待也可能是未来的趋势，这种趋势日渐明显的直接原因是渔业资源的紧张与需求增长之间的冲突。

中国周边共有八个海上邻国，目前只与韩国、日本和越南签订了渔业协定，虽未实现海上区域划界，“一时之间也划不下来”，为避免双方产生更多的冲突和矛盾，便于渔业资源的管理，就养护和利用渔业资源达成“暂定措施”。

中日渔业协定2000年生效，中韩渔业协定2001年生效，中越渔业协定2004年生效，但签订渔业协定之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渔业纠纷仍时有发生，近两年还有增多的态势。

长期关注海洋领域争端的学者向法治周末记者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外交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龚迎春认为，新的海洋法制度发生变化后，中国传统的渔区也变了，而我们有些地方没有做好渔民上岸的配套措施，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渔民的铤而走险。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新军认为，中国没有完全与周边邻国最终划界，无论是专属经济区还是大陆架，存在争议海域，从而导致渔业纠纷。

此外，张新军指出，这与我国渔业生产规模和水平的发展有关。就像日本和韩国，开始是韩国提防日本渔船越界捕鱼，后来韩国发展了，而日本又面临着劳力短缺的问题，远洋捕捞开始萎缩，变成日本提防韩国越界捕鱼了。

“而中国现在正处于这样的转换阶段。”张新军说。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则表示，近年来中国海上纠纷一直不断，与美国利用中国周边国家牵制中国有关，而周边国家又依仗美国向中国叫板，这是中国海上形势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长期观察中国海洋动态的龚迎春隐隐感觉到，周边邻国近来不约而同地对中国渔船加强海上执法力量的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可能存在一定的背景。

其间，渔民刺伤并致韩国海警死亡事件，虽然在中韩两国引起强烈反弹，但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专家都表示，这只是极端的个案，应该不会对两国关系的大局产生影响。个案不能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否则会破坏中韩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

海疆划界未定

中国与周边海上邻国的纷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会存续，正如张海文所言，我们的海疆划界才刚刚起步，这是一场持久战

渔业纠纷频发的根源，在于海洋划界未定。

隔着南海、东海和黄海，中国共有八个海上邻国，中国与他们之间都存在海洋划界或者岛屿主权的争议。

但据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张海文向法治周末报撰文介绍，迄今为止中国在海洋划界方面仅有成果是2003年与越南签署的划分北部湾海上边界的协定。

张海文同时透露：“中国与海洋邻国关于岛屿争议和海域划界争端问题的谈判基本上还没有提上日程。”

导致渔业纠纷不断的海洋问题，复杂而敏感。

三大海中最省心的是黄海，中国与韩国在该海域并不存在激烈的主权冲突，双方一直持续进行划界磋商，韩国主张将中间线作为划界出发点，而中国主张适用公平原则。

在东海上，中日韩单方面的管辖区域主张在很大程度上重叠，中国和韩国都曾根据自然延伸理论提出划界主张，而日本长期以来则对中国坚持中间线划分法。

龚迎春对法治周末记者分析，东海问题的复杂化在于钓鱼岛问题。

去年9月，我国渔船在钓鱼岛附近被日本巡逻船两次冲撞，日方登船检查，我渔船船长被抓扣，是为钓鱼岛事件，此事引发外交风波。

目前，中日两国均对钓鱼岛提出主权要求。

龚迎春认为，最有利于中日东海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在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的前提下，钓鱼岛在划界中不起作用，不赋予效力。

南海的问题更为复杂，其核心是南沙部分岛礁的主权争议和南海部分海域的划界争议，同时由于涉及的国家较多(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文莱、越南)，已形成六国七方(中国台湾地区)的态势。

上个世纪末，南海海域发生的美济礁事件、黄岩岛事件、“万安北-21”石油合同区问题就很见争端激烈的程度。

如何解决中国与周边邻国的海洋疆界悬而未决，从而冲突不断、纠纷不绝的问题？

龚迎春认为，在不涉及主权主张而只是海域划界这样的纯粹法律问题，应尽可能通过国际法来解决：“国际海洋法发展也到今天的程度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有利于争端的解决，哪怕个别后果对我们不利。”

但她也强调，提交国际法院的时机选择很重要，比如现在国际海洋法庭由日本法官当庭长，将中日东海问题提交海洋法庭裁决并不合适。

张新军介绍，国家间争端解决方式有很多，包括谈判、第三方调停和司法仲裁等。但由于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与敏感性，中国不认为司法仲裁方式有助于岛屿主权和海域划界争端的真正解决。因此，中国政府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排除了国际司法仲裁对领土和海域划界等争端的管辖权。

他向记者解释，南海问题未必能通过国际法院的裁决得出公正的结果，因为曾有过殖民统治历史的南海各国，第三方未必能够准确理解争议两国间的历史、政局、主张和意图，受这样的条件能力限制，法院未必能够作出公正的裁决。

另外一个更现实的考虑是，东南亚国家作为后发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正在高涨阶段，类似于18世纪至19世纪的欧洲，寸土必争。而打官司的结果非胜即败，但输的一方必定难以接受这种司法裁判的后果。

可想而知，中国与周边海上邻国的纷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会存续，正如张海文所言，我们的海疆划界才刚刚起步，这是一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