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第547期封面

“海洋石油981”建造记

通过设计和建造上的严格要求，即便是三五千吨的船只正面撞击“海洋石油981”，也很难使其发生倾覆等状况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葛江涛/上海报道

三年多前“海洋石油981”交付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还只是国家重大装备制造领域中不太引人注目的一个。

包括这座庞大设备有点拗口的正式名称：第六代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听起来也让普通人一知半解——总之，它很大，能在很深的海洋中钻井，也许仅此而已。

如今，“海洋石油981”已像南海礁盘上那些岿然不动的主权碑一样，成为中国在这片海洋存在的象征。

让我们把目光暂时从西沙移开，投向位于上海浦东的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海洋石油981”的诞生之地。

自2008年4月28日切割第一块钢板，到2011年11月30日进行海上移交，大约1000天的“海洋石油981”建造、调试过程，凝聚了中国人对于海洋的梦想、理解，还有与海洋有关的智慧与技术。

当然，不只是这1000天的努力。向前，人们至少可以追溯到2002年开始孕育的跟踪项目，乃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于此类平台的第一次重大尝试。

由此向后展望，那些具有更远大抱负的建造者，正急于弥补“海洋石油981”的一些缺憾，实现未尽的期望。

为海洋权益奠基

时间回到2002年春天，也就是“海洋石油981”正式动工6年之前、平台交付10年之前。

刚刚到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报到几个月的上海交大结构力学博士毕业生陈刚，被选中参与一个重大项目：“新型多功能半潜式钻井平台研制”。

它是原国防科工委提出的“十五”高技术船舶科研计划48个重点项目中的一个。

如今看来，“新型多功能半潜式钻井平台研制”揭开了中国进军深水开发的序幕。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002年，中国新增石油产量的85%来自海洋。

只是当时，大多数人还未关注到它打开的全新世界。

由于国际油价低迷和其他复杂因素，此前20年中国的先进深水海洋钻井平台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这也是当时整个中国海洋工程低迷状况的一个缩影。

虽然拥有广袤的海疆和丰富的海洋能源，但中国上一次对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的尝试还要追溯到1983年，当时由上海船厂建造了最大工作水深200米、最大钻井深度6000米的“勘探三号”。

1974年，日本开始在东海中国海域擅自进行能源勘探。国务院和原地质矿产部启动“勘探三号”项目，以捍卫中国海洋主权和海洋资源权益。

作为2.5代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的“勘探三号”建造历时十年，期间经历各种曲折。“但它还是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这个项目的主持者之一、后任国土资源部海洋办公室副主任的萧汉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勘探三号”后来还租借给美国、俄罗斯，在全球各地工作。

至今仍在服役的“勘探三号”很好地完成了国家赋予它的使命：它在东海的工作，奠定了今日中国东海系列海上油气田的基础。

其中，“勘探三号”完成的最深井就是位于东海的“天外天一井”，它以5000.3米的深度，长久地保持着中国海底油气井的最深纪录。产量最高的则是东海“平湖四井”。

此后约20年间，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技术水平，由“勘探三号”时的世界前列，一直掉落到国际第三集团。

“欧美是第一集团，掌控了主流海工装备的基本设计,韩国、新加坡是第二集团,是海工装备制造的主力军。”如今已经担任外高桥造船厂副总工程师的陈刚说，“其实这段时间，国际海工装备制造也在逐步进行产业转移，从西方国家转移到亚洲，韩国的海工装备建造也正是从80年代中后期逐步得到发展,并在新世纪开始发力快速成长起来的。”

到2002年，陈刚他们和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启动“新型多功能半潜式钻井平台研制”时，手上几乎是一片空白。

“开始这个课题主要任务是跟踪，就是了解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设计水准是什么样，搞深水半潜平台需要攻克哪些关键技术,当时还是以第五代平台为主。”陈刚说，作为一种以深水为主的先进钻井平台类型，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自1962年出现，代际之间主要以平台的工作水深、可变载荷、钻井能力等为划分原则。

2002年为研制“新型多功能半潜式钻井平台”，陈刚随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的高层领导到新加坡调研。该国是全球最强大的深水钻井平台制造地。

“我们在船坞里看到了一座平台，是第五代。当时看到它的那种心情，就是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能建造一个，因为当时感觉差距太大了。”陈刚说。

就在2001年，被称为中国海洋地质之父的中科院院士刘光鼎上书中央，提出“油气二次创业”的建议。

除了采取新的能源勘查理论，这份报告揭示了中国之前油气勘探与产出之间的巨大差异，也警示中国将面临更严重的能源挑战。

此后，一系列能源勘探、开发的课题、项目立项。

“从‘十五’末期开始，国家对海洋能源开发投入加大。接下来的‘十一五’期间，国防科工委、国家科技部‘863’计划再次投入经费，以我国南海油田的实质性开发项目为依托工程，对深远海油、气开发装备的关键技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工信部高技术船舶科研计划海洋工程装备专用系统和设备专家组成员肖文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用一万张片子“体检”

2006年夏天，距“海洋石油981”正式动工两年前。

外高桥造船厂30万吨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船建造现场，当时担任外高桥造船厂海洋工程部副部长的陈刚遇到了一位低调的访客。

对方来自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工程建设部，后来担任“海洋石油981”的项目总经理。而陈刚本人，则成为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海洋石油981”项目的负责人。

“我们聊了一会儿，就谈到了中海油决定要建造这样一个装备。”他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知道中国决定建造第六代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对方就是到外高桥造船厂来勘查船坞的。

对于这个消息，陈刚难掩兴奋，他连忙向船厂领导作了汇报。虽然此前几年都在进行相关积累，但这个计划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有些意外。

其实在2006年7月，国家科技部社发司曾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十一五”863计划“南海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及装备”重大项目的实施方案论证会。

当时，由刘光鼎等9位院士，会同国土资源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船重工集团等单位，对这一重大项目的实施方案进行了咨询论证。

作为其间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的代表，“南海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及装备”的实施，被认为对于满足中国深水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重大需求、使中国深海油气勘探开发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意义重大。

院士们的意见是“尽快启动”。这个重大项目的2.43亿元投入中，一部分就流向了“海洋石油981”的关键设备和技术。

而此前，原国防科工委、发改委、科技部等已有若干投入。

“我们60%多的油气依靠进口，如果再不重视海洋，一旦有突发情况，路上的汽车都得停。”刘光鼎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一直参与“中国第一船厂”竞争的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自上世纪90年代末建立伊始，就确定了船舶与海洋工程并举的发展之路。2003年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交付的成立以来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海洋工程项目——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船，即通常所说的FPSO。

2002年至2004年，在陈刚于外高桥造船厂工作的前3年间，外高桥造船厂就交付了两个代表性的海洋工程装备：15万吨、16.2万吨的“海洋石油111”和“海洋石油113”两艘FPSO。

而在“海洋石油981”之前，陈刚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2007年交付的30万吨FPSO“海洋石油117”。

除了吨位更大，对于陈刚和他的团队来说，最大不同其实是整个设计建造流程中的精细和严谨。

这艘FPSO由美国康菲公司订造，用于这家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联合开发的海上油气田项目。

“前两个项目做完，我们团队觉得至少在FPSO这方面没什么太大的技术难度了。”陈刚回忆说，但美国石油公司对于海洋工程装备设计建造的严苛要求，对他们来说具有“颠覆性”。

“很多文件从来没见过，规范和标准无比详细，比如美国公司要求对全船每一个设备的维护和维修都需要作吊运分析，对所有的关键系统都在基本设计和详细设计上作风险评估。”陈刚说，另一方面，“咱们的人员大多是设计船舶出身，很多设计逻辑和思维都是从船舶设计移植过来的，不适应国际化海洋工程项目对设计方案的安全性、操作便利性等方面的高要求。”

其实，对于以建造散货船著名的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来说，发展海洋工程装备不仅是两条生产线这样简单，而是造船文化和海工文化的冲突与磨合。

前者侧重于结果导向，按规范设计、采购，按图施工，检验出结果；后者则出于对高投入、高风险等因素的考虑，更侧重于过程导向，按程序做事，按程序出结果，所有的过程、环节和结果都必须可追溯。

至于建造过程与工艺，海洋工程带来的是完全不属于同一级别的挑战。

“散货船的结构、钢板占空船总重的60%，设备、管线、电缆等占40%。海洋工程装备相反，也就是说设备、系统更多、更复杂，它的系统集成工作量是散货船的5倍以上，包括设备和系统的安装、机械电气完工、预调试和调试等等。”陈刚举的一个例子是，一般轿车上有二三十个传感器，散货船有五六百个，“海洋石油981”上超过一万个。

在焊接完成后，一艘十几吨的散货船要进行无损探伤——也就是用类似对人体拍CT的方式查看焊接缝表层和内部是否存在缺陷——需要拍三五百张片子，而一般的海洋工程装备是照5000张左右。

“海洋石油981”拍的片子超过一万张。

2006年8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就第六代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发出投标意向征询函，正式确认了这个项目的存在。

2007年6月，外高桥造船厂提交标书。

2007年10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正式与外高桥造船厂签约，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出席签约仪式。

以上，就是“海洋石油981”启动建造之前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