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石号”沉船打捞出水的扬州江心镜线描图。

　　1100多年前，一艘不到20米长的双桅风帆船从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阿曼（今阿曼苏丹国）出发，它乘着季风，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南中国海，到达古代中国的扬州。不知道在中国停留了多久之后，返航途中，帆船偏离了返航路线，沉没在印度尼西亚。时光荏苒，1998年，人们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距离原沉船点150公里的海底，将其打捞。按照当时所公布的数据，中国瓷器一项共打捞出6万多件，其中以唐代长沙窑瓷器为最多，约5.6万件。仅就数量而言，都已令人震惊。

　　然而，以国力雄厚和海外贸易繁盛的唐代而言，这样一艘船并没有出现在现今任何的历史资料上。因打捞海域有巨大黑色礁石，打捞沉船的人们就地将其命名为“黑石号”。7月28日晚，“海上丝绸之路的明珠——‘黑石号’沉船唐代长沙窑瓷器展”在长沙市博物馆开幕，展出150余件“黑石号”长沙窑瓷器及部分长沙窑遗址出土的精美器物。

　　长沙窑瓷器从扬州乘船出发，沿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没有明确的文字记录，便只能从“黑石号”上的器物来推断它当时的情况。除长沙窑瓷器之外，浙江越窑、河北邢窑及广东等地窑口烧制的瓷器也从“黑石号”上打捞出来。

　　从一只底部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的瓷碗，和一枚刻有“扬州扬子江心镜”铭文的铜镜，学者们大致推断出，这只商船的出发时间——公元826年，出发地点则有可能是在扬州。而扬州兼得江、河、海运之便，在隋代就确立了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唐朝时，全国经济中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随之崛起。人工挖掘的大运河成为吞吐四海、沟通宇内的主要窗口，扬州踞于海路和运河的交汇点，一跃成为唐朝第三大城市和东南第一都会。

　　“宝历”为唐敬宗李湛的庙号，宝历二年，即公元826年。回溯至826年的大唐，扬州、交州、广州和杭州，为当时的四大名港。古扬州作为四大名港之一，商贾与物流云集，既有从扬州发出的唐船，也有像“黑石号”一样，从阿拉伯国家驶来的商船。据记载，当时在扬州的阿拉伯商人，就超过万人。细查历史，会发现唐敬宗是一个只做了不到3年便被宦官谋杀的皇帝，这个时期的唐朝，经历了周武中兴、开元盛世、安史之乱，已进入朝廷内部朋党之争及宦官专权的阶段，从这时起，唐朝开始明显走向衰落。

　　即便如此，海外贸易仍一度繁华。至公元878年黄巢起义，有记载说，他在广州屠杀了十多万来自中东的商贾及其家属。可见那个年代，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作为中国海运上的佼佼者，拥有自己在中国的群聚居地与住宅区，人数均以万计。

　　公元956年，一位叫做马苏迪的阿拉伯人写的一篇日记中提到，由中东诸国到中国的商船的航运路线，一般是经由马来半岛的吉打州添水加粮，再往终点站——广州驶去，更加清楚地说明了阿拉伯、波斯、与印度在9世纪时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和航运线路。

　　事实上，从东汉开始，中国便已有了海上的丝绸之路。以出口而言，至唐代，外销的瓷器一定程度取代了丝绸的位置。作为唐代的四大港口之一，扬州不但是国内瓷器的集散地，同时也是外销瓷器的最大港口，扬州的路线承担着国内大部分瓷器的外销任务。以“黑石号”出水的瓷器多为长沙窑出品来看，也佐证了这样的说法。

　　“黑石号”沉船挖掘的瓷器，不仅与之前扬州古城的考古发掘出的瓷器在器形上并无二致，同时在伊拉克的撒马拉、伊朗的内沙布尔、巴基斯坦的班波尔、埃及的福斯塔特等其他发达城市中，也出土过类似的中国瓷器。有专家称，将这些当时发达的城市以瓷器为线索串联起来，可以发现，就是一条古代的海上陶瓷之路，而扬州，则是这条陶瓷之路的起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