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集团（G7）峰会即将于5月26~27日召开。本次会议前夕，平静许久的外汇市场再起波澜.。美元重拾升势，人民币中间价在5月25日的下调幅度再创新低，前两天在日本仙台闭幕的G7财长会议也反映了美日对汇率的分歧不断加大。此外，“英国退欧”的潜在影响仍让全球市场揪心。

牛津经济研究所（OE）首席经济学家亚当（AdamSlater）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2月的G20上海会议助燃了市场各大央行在幕后进行汇率协调的猜测，但我们认为此次最值得关注的是——近期飙升的日元会否使得日本重陷萧条？各界如何看待人民币贬值问题？效果不及预期的负利率政策是否应该弃用？还有哪些国家能加大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汇率协调论”再现

当前，上海G20会议的“协调成果”似乎在慢慢消失，各界开始热议G7峰会能否让全球的狂欢再持续一会儿。数据显示，美元指数在上海G20后最大贬值幅度达9%，而5月至今累计反弹近4%，市场也随之紧张起来。

“我们认为，通过G20或G20实现类似‘广场协议’（PlazaAccord）的默契并不现实，尽管弱美元可能有利于美国出口，且新兴市场动荡可以暂时平息，也能减少美联储对于海外市场的担忧，但是美联储监测国际动态与其货币政策受到束缚完全是两码事。”亚当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近日，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Bullard）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也表示：“尽管全球的联动性加剧，央行独立性仍至关重要，其不能受到政治或其他因素束缚，否则最终会导致一些问题。”

其实，这一所谓的“协议”最站不住脚的一点在于，并非所有国家都对于2月后的汇市走向表示满意，典型的例子就是本国货币大幅升值的日元和欧元——欧元对美元升值1%，日元更是大涨近4%，这对于以抗击通缩为使命的日本而言是致命的打击。

无论如何，全球汇市都将在6月面临更多挑战，G7峰会更可能的或许是讨论如何更好地应对。

当前，美联储6月加息预期继续发酵，美元对欧元升至10周新高；CME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6月加息的概率为36%，稍早之前该概率为30%，7月加息概率攀升至58%，为今年3月以来首次突破50%；12月加息的概率则飙升至82%。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美元等外部压力，5月25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也下调191BP至6.5693，变动率0.3%，创2011年3月以来最低。

　　负利率可行性或遭质疑

除了汇率机制，各国货币政策也大概率将成为G7峰会的讨论焦点。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类似，OE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在近几个月继续放缓，今年增速料仅为2.2%，或创2009年来最低。“鉴于全球低增速持续，G7可能会考虑是否要进一步协调货币政策，或要开始反思当前的哪些政策措施‘拖了后腿’。”亚当告诉本报记者。

所谓的“拖后腿政策”就是近期备受争议的负利率政策。2014年欧洲央行推出的负利率政策的确打压了欧元，全球股市大涨，但同年9月再度调降负利率时则效果减弱；同年12月的第三次调降甚至因降幅不足而导致欧元大幅升值，与理想效果背道而驰。同样的情况也在日本重演，日元自1月29日负利率宣布以来便大幅升值，甚至已经挑战了首相安倍的底线。

正因如此，上周的G7财长会议上，日本财长麻生太郎认为，近期汇率市场出现了一些投机行为和单向波动现象，这种波动是不可取的，且汇率过度和无序波动将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但美国当时似乎并不以为意。

近期，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也撰文指出：“负利率政策并非如支持者们设想的那么美好，有着明显的负面作用。”

“一是对货币拥有者的剥夺。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实施负利率后，商业银行有可能向存款人转嫁成本，对存款人收取负利率。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商业银行对部分机构客户实施了负利率，这直接侵蚀了存款人财富。财富的缩减有可能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下降，反而会抵消负利率政策扩大总需求的初衷。”她表示。此外，吴晓灵认为，负利率也可能会伤害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财政政策有待发力

正如今年G20峰会的宗旨，鼓励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三箭齐发”，因此G7峰会也将大概率重点讨论各国进一步宽松财政政策的可能性。

相关研究显示，2011~2015年，G20国家的财政政策立场有所收紧，这也拖累了经济增速。尽管2015年和2016年财政政策有放松的迹象，但各界预计，2017年起又将收紧。

“收紧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可能是日本。其总负债占GDP的200%，预算赤字为GDP的7%，因此日本此前计划在2017年再度提高消费税，以维持财政可持续性，但这很可能会抵消QE产生的宽松作用。”OE指出。

亚当预计，此次G7国家可能会提供一些让日本推迟增加消费税的理由。“但我们认为，即使日本能推迟到2019年再加税，这对缓解G20国家2017年财政紧缩状况而言作用也很有限，预计仅达G20国家GDP总值的0.1%。”

因此，他也表示：“更有帮助的应该是鼓励各国一致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不仅会促进增长，也将鼓励私营部门投资者加大投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