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因地处汉江之口而得名，是中国中部地区最大城市武汉的金融、商业、贸易中心。汉口镇自明朝成化年间汉水改道肇始，借水陆交通之便，促进了明清商贾的繁荣，享有“楚中第一繁盛”、“九省通衢”之美誉，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并称为“天下四大镇”。

汉水改道娩汉口

古时，汉水自流过汉川以后江面变窄，常年闹水患。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汉水中下游连年大水，终在汉阳县西排沙口、郭师口之间决堤东下，经龟山北侧入江，新的汉水主道由此形成。原本，汉口镇为汉阳府下汉阳县汉口镇属地，新水道让汉阳一分为二，形成南、北两岸，娩出了一个水淋淋的汉口：到处都是水凼湖荡、苇塘土墩……

不知何时，新形成的汉水北岸，摇曳起了唱晚渔舟，升腾起了袅袅炊烟。由于北岸地势较高，原来商贾云集的舵落口逐渐下移，苗条的渔舟群中多了臃肿的货船，星星点点的土墩子上多了垦荒者。

明嘉靖四年，汉口已有城镇居民区“坊”的出现，有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汉口也在此年正式设镇，并设置有汉口巡检司对市镇进行管理。到袁公堤筑成后的明代末年，居民人数已逾数万，终于形成“四大名镇”之一的雏形。

早年的汉口很有诗意：袁公堤内，从汉正街到黄陂街沿河一带，帆樯林立，商贾云集，茶楼、饭馆、客栈、风月场鳞次栉比；堤外玉带河，夏秋水涨，三十余座木桥石桥，连同两岸杨柳，倒映在水中，荡漾出许多姿态。“楚中第一繁盛”的景象可见一斑。

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廷把汉口归为“天下四聚”，在他所著的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广阳杂记》中这样写到，“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

开埠通商垒新城

漫步在汉口沿江大道中段，江汉路以北、麻阳街太古下码头以南、中山大道东南的滨江地段，一幢幢哥特式、洛可可式、巴洛克式建筑渐次矗立，风格华丽恢宏，它们是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汉口租界的遗存，保留着租界繁荣景象的醉人遗风，也是那段历史的直接见证者。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开放汉口、九江、南京等城市为通商口岸。1861年，英国首任驻汉领事金执尔抵汉，设置领事馆，汉口正式开埠通商。此后，西方冒险家们纷至沓来，在今江汉路、江汉关至黄浦路沿长江范围内的荒野上，设立领事馆、建造银行、开办洋行商号、构筑临江码头，用金钱垒出一座崭新的汉口。五个国家依次开辟了租界，从上游往下游依次是:英租界、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和日租界。

“开埠”成为汉口贸易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此汉口的贸易影响力扩散到国际。作为中西部农产品总汇市场，汉口的巨大优势在开埠后逐渐显露出来。在茶叶、生漆、烟叶等彼时全国主要出口商品中，汉口出口占有重要地位，茶叶长期居出口首位。茶叶贸易的兴旺，使汉口成为全国三大茶市之一，集纳两湖、赣、皖的茶叶，形成出口总汇。

汉口作为内地开埠的第一大港，同全国最大的外贸中心上海之间，形成了近百年来最繁忙的流通渠道。20世纪初叶的十年里，汉口的对外贸易总额始终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0％左右，常居全国第二位，成为当时唯一可与沿海几大通商口岸匹敌的内地口岸。

清末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在他所著的《汉口——中央支那事情》中，以欣羡的口吻对汉口的崛起倍加赞誉：“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近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

那时，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作为美国钢铁冶炼业基地的芝加哥，日夜灯火通明，工厂机器轰鸣，城内运输繁忙，城市实力仅次于纽约。1918年美国《竖琴》杂志刊载了一篇署名为魏尔·瓦尔特的文章《中国的芝加哥》。该文盛赞道：“汉口在全国商品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可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媲美”。从此，“东方芝加哥”名扬四海，成为汉口的最浓墨重彩的标签。

洋人的大规模投资、外贸的飞速增长，让汉口进入了有史以来商业大发展的鼎盛期；近代工厂陆续兴建，水陆交通和城市面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汉口正由一个传统市镇蜕变为具有近代色彩的工商业大都市，很多周边的地主、农民、手工业者和全国各地的商人纷纷被吸引而来。“洋货新奇广货精，繁华不数汉东京。豪商大贾乘间出，簇簇油舆辟路行。”这两首竹枝词，正是汉口作为商业重镇繁荣风貌的写照。

铁路开通促发展

1895年年底，清政府决议兴建卢沟桥至湖北汉口镇的铁路，并打算实行"官督商办"，由各省富商集股修建。但当时清政府信誉扫地，华商都保持观望态度，无人问津，无奈之下只好举借外债。1896年10月，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设立铁路总公司，以大官僚买办、天津关道盛宣怀为督办大臣，统筹卢汉铁路的修建。

为了修筑卢汉铁路，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89年向清政府提出每年拨款200万两银子，以备修路之用，得到了允诺。随后，为生产卢汉铁路所需要的钢轨，张之洞开始筹办汉阳铁厂等一系列重型工厂。但每年200万两银子，对庞大的工程无疑是杯水车薪，并且仅仅拨款一年，就因东北局势紧张，清政府下令“移卢汉路款先办关东铁路”。

张之洞为卢汉铁路的修建多方谋划，终于在1906年4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连接北京与汉口的全长1214．49公里的宏大铁路干线“卢汉铁路”正式全线通车运行。张之洞与直隶总督袁世凯一道验收工程后，改卢汉铁路为京汉铁路。汉口市区设四个车站，到北京的快车只需36小时，而以前走驿道要27天。

京汉铁路的全线贯通，打破了仅依赖于水道与驿道的传统交通网络格局，为九省通衢的汉口画上了定睛之笔，汉口从此迈进了轮船、客运齐发，东可至上海，西可达重庆，北可进京城的水陆连运时期。闹市区不再局限于长江边的租界一隅，沿铁路线的迅速崛起对汉口城区的面貌改观也颇有影响，继创铁轨，宦商益集，冠盖往来，奢靡日趋。正如《夏日县志》所记载：“猥自后湖筑堤，卢汉通轨，形势一年一变，环镇寸地寸金。”

历史的车轮循着京汉铁路的铁轨轰隆隆地碾过了一个世纪，2004年7月28日，全长10.6公里的武汉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通车，线路重叠着京汉铁路蜿蜒的轨迹。这条架在京汉大道上、被武汉人俗称为“轻轨”的线路开启了江城的轨道交通时代。

1923年，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将汉口定为中国第一个直辖市，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将武昌与汉口(辖汉阳县)两市合并作为首都，并定名为武汉。至此，汉口的历史画卷增添了新的底色，逐渐发展成为武汉市的金融、商业、贸易中心。借力“一带一路”战略的东风，伴随着长江经济带高铁路网加密的步伐，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商贸传统，汉口必然会在新一轮的区域和全国经济大发展中迎来全新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