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连海事大学 刘斌

    2011年1月20日，美国道指突破12000点，让美国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看到了复苏的曙光。然而，3月11日，突如其来的日本大地震，似乎又把世界经济复苏推入更多变数中。满目疮痍的世界经济不但面临欧洲的债务危机、美国的失业大军和中国的通胀，更要面对日本的核辐射产生震后经济重建工作。从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的重建来看，随着核泄漏危机的加深，近期金融市场剧烈动荡，重创世界贸易；从长期来看，日本的大规模重建有可能加速世界经济的恢复，但时间更长。

        弱不禁风的世界经济

    2011年脆弱的世界经济面临“三大威胁”即失业率居高不下、粮食危机、石油危机。就就业而言，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失业人口居高不下。美国劳工部2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的失业率在2011年1月份虽然下降了0.4%，达到9%，失业率水平降到了2009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就业结构性没有出现好转，就业人聚集在第三产业的，而美国经济的支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不升反降，让人感觉“伪复苏”。如果就业好转，人们就会增加消费，然而，美国的房市和汽车市场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房市价格虽然止跌，房地产的投资未见增长，尤其是两房的下市，债务如何处理变得扑朔迷离。汽车2010年增长缓慢，新能源汽车尚属概念，汽车技术难以突破，加剧了美国经济复苏的难度。可以断言，美国仍将以发行货币维持现行的经济运行，以减税、低息等手段降低投资成本，希望企业投资、以增加就业，进而带动房市和汽车市场，然而，随着日本核泄漏危机的加深，投资观望预期加大，复苏期限拉长。欧洲的复苏更是举步维艰。西班牙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2010年的失业人数增加了37万，失业率高达20.3%，创下了2001年实施失业新统计方法以来的最高纪录。英国、法国、意大利没有起色，虽然德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欧元棘手的问题让德国左右为难。日本日元的飙升，加大了欧洲复苏的难度，欧盟各国联合干预日元的升值还会再起。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频频发生，旱灾、涝灾、地震、海啸频频发生，让粮食减产，国际粮价高企，各国粮食价格上涨，世界粮食价格在过去一年内上涨了70%。澳大利亚的洪水、山东等地的大面积干旱、巴西的涝灾、印度等新兴国家对粮食的庞大需求加剧的粮食短缺。美国的小麦、玉米、大豆的价格暴涨，粮食等大宗商品国际市场进一步“金融化”，大量“热钱”炒作农产品期货，在一定时间内放大了国际粮价的波动性。粮价忽高忽低、加大了粮食安全的风险预期，导致粮价巨幅波动。受美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地区政治动乱影响，2月21日起全球油价大幅上涨，2月25日国际原油价格更是创下了两年半以来的新高，石油输出国组织预测，2011年油价将突破120美元/桶。日本地震又使油价暴跌4%。不可否认，地缘政治事件和自然灾害正在间歇性的冲击着市场敏感的神经，并有可能成为今年最大的风险催化剂。日本地震引发的核辐射危机将给日本带来深重的灾难，使得生存与发展成为日本困难的选择，尤其是震后经济重建，日本有可能一蹶不振，失去其领先的经济地位；也有可能加大投资，重振雄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日本很可能选择后者。日本的钢铁、汽车、造船、IT制造等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然而，这一领域也是世界各国竞争性的领域。如果日本的钢铁不能在半年之内恢复元气，钢铁将被印度、中国等取代；汽车将被美国、德国收复；造船将被韩国、中国超越；IT制造将被美国、中国台湾占领。震后的日本没有出路，只有加大投资，否则，日本留下的空白将迅速被欧美和新兴工业国家所填补。鉴于此，日本震后重建可能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

     喜忧参半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存在着强大的需求潜力，2010年GDP超过日本，雄踞世界第二，但人均刚过4000美元，与人均4.5万美元的美国相比相差甚远。刚刚开始发力的中国经济不仅饱受失业率居高、粮价上涨和石油危机的威胁，还要面临土地财政引发的通货膨胀、能源危机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威胁的三大威胁。通胀在2010年由负值飙升至近4%，国资委、央行等先后6改其口，经历了否认-承认-确认的认识过程。通胀在2011年的两会期间也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决策层将通胀目标定位4.5%，GDP增长保持在8%。即使如此，CPI突破5%已成为共识。通胀的基本原因有二，一是低利率、二是土地财政。低利率的优劣势已在上期中做了详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土地财政从源头上抬高了房地产的价格，吹大了楼市泡沫。2011年初，北京和上海的土地价值买下美国还绰绰有余。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85%的家庭买不起住宅”。该报告进一步指出，2011年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难以维持高速增长，但价格水平仍以12.77%的速度上涨。事实证明，第一季度北京、上海、广州的房价却是量跌价长。政府出台的控制房价政策一再失效，房价之所以我行我素，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土地财政。上海、北京的2010年的土地出让金均超过2000以元，中央政府在给房价撤火、地方政府在变本加厉的烧火，房价哪有不长之理。房价上涨全面助推了通胀的上涨。抑制房价已成当务之急、且刻不容缓，遏制地方政府的贪婪，取消土地财政是降低房价的根本途径，否则，无节制的土地财政将颠覆现行房价，进而颠覆现行政府。以史为鉴，日本当年房地产市场的贪婪和歇斯底里几乎将日本的社会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用了15年都没有还清，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如果继续膨胀，日本经济的昨天就将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高通胀将洗劫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成果。然而，能源的紧缺将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使生产力不能得到从分的释放，这是125期间的重大课题。我们不仅面临水资源困境，也同样面临电力紧张、煤炭紧缺和石油短缺的问题。在“水荒”、“煤荒”、“电荒”之外，“油荒”将是最大之荒。2010年我国汽车销量达1800万辆，远远超过美国，登上汽车王国的宝座。未来5年汽车的保有增量不会低于20%，石油销量的一半以上来自于进口，达2亿吨以上。

    庞大的石油进口将高油价带进到了国内市场，国际通过膨胀随石油的浸入向国内扩散，随着房价的上涨而上涨。根据鞠蝶效应，水价、煤价和电价此起彼伏，使得通胀更加嚣张。解决国际原油的根本途径是石油的战略投资。

    能否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又维持低通胀是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的重要手段。2010年我国对外贸易达近3万亿美元，超过2008年的水平。强劲的出口带来的贸易顺差的加大，外汇盈余加大，使人民币饱受升值之苦。我国外汇储备占全球近三成，拥有量世界第一。截止到2010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2.9万亿美元，年增外汇储备4100亿美元。如此高的外汇储备，使得人民币不得不升值，减弱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作为劳动力的大国，人民币升值对国人弊大于利。2011年的新春伊始，在胡锦涛访问美国的当口，人民币又面临强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兑换美元突破6.59大关，人民币再次升值。日本首相菅直人3月16日表示：“必须要设想如果东日本全毁的状况。”2010年我国对日贸易达6000亿美元，8%出口，13%进口。出口为原材料、进口为机器设备等。日本地震引发的核辐射危机将直接影响2011年两国间贸易，负面影响至少占60%以上。作为劳动力测资源大国，房价、能源和人民币升值加剧了我国结构调整的困难，2011年乃至125期间，中国经济的矛盾远比美国和欧洲更棘手、更难以驾驭。 

    跌宕起伏的航运经济

    当世界的宏观经济面临就业不足、能源危机和通胀的压力下，航运业则面临运力全面过剩和运价下跌的风险。马士基、中远、中海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和全面的运力结构的调整。2011年乃至125期间，惨烈的竞争和结构调整将是决策者必须应对的挑战。

    运力过剩是导致航运市场市场疲软的主要原因，运力的供给明显大于需求，使得越来越多的船只争抢分割市场，使得市场这块蛋糕越来越小。在2008年、2009年这两年内，多家航运公司订购了大量的新船，这些船只中大多数都在近两年内交付使用，而交付使用的大型运输船只，将会使得本就繁忙的各条海运航线显得更加拥挤。今年上半年，将有49艘1.3万TEU以上大船交付运营，总计达66万TEU的运力将投入亚欧航线。亚欧航线运力过剩局面将进一步扩大化。今年运力过剩问题将会达到顶峰，即使今年全球货量增长回归到历史水平，充足的运力也不会是运价攀升，即使油价突破百元美元大关后，运价也难以大幅上升。第二季度由于日本道路、港口的修复、港口设备的恢复，贸易量将减少，进一步产生运力过剩。即使下半年震后经济重建开始，世界航运经济也难以可能保持2010年的势头。

    2011年2月21日，A.P.穆勒－马士基集团与韩国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DSME）签署合同，订造10艘全球规模最大、最高效的1.8万TEU集装箱船，宣告世界集装箱航运超大型时代的到来。马士基此举将是一场颠覆性革命，是全球化第二次浪潮的具体体现，为航运和物流业提出一个更加深刻的研究课题，业界将重新梳理交通运输、物流走向的概念。对于船舶大型化，马士基又率先迈出了一大步，其他班轮公司再次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目前许多班轮公司正在积极考虑恢复订购大型集装箱船，可能引发新一波超大型集装箱船订造高潮。届时，前20大班轮公司的位置可能将重新排列，运力集中度会更高，一批班轮公司可能倒闭或重组。对于马士基的冲击，中远、中海等绝不会袖手旁观，中远将会紧跟其后，订造类似大船，中海已拥有了1.3万TEU集装箱船。大型化将导致航运管理的进一步提升，配送、配载、船员管理都将发生改变。

    我国港口吞吐能力已十分明显。港口2010年平均资产利用率不到30%，上海港、宁波港的集装箱吞吐能力远远大于吞吐量。广州港和深圳港的利用率较高，但都没有超过40%；天津港仅为22%，大连港仅为18%。煤码头、油码头和散杂货码头的平均利用率没有超过集装箱的利用率。中国港口的密集度较高，面临的地区腹地不均匀，地方政府在过去的10年里对港口倾注了大量的资金。我国港口已建成了具有世界一流的硬件设施，对临港产业和城市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企业普遍处于高负载和低收益的状况。然而，由于港口设施折旧期限长，作业成本相对于航运企业成本低，且风险小，加之港口企业的副业收入利润高，港口利润预期远远好于航运业，因此，我国的港口企业可以比航运企业维持更长的时间，区域经济的崛起，腹地经济的发展将给港口带来更多的货量，届时债务将会大幅下降，资本结构趋于合理，利润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