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障经济基本秩序和公正的基础上，减少因行政审批等造成的交易成本和行政壁垒，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

　　近日，荷兰艺术家霍夫曼设计的塑料大黄鸭在香港走红，人民日报发问：到香港人口密集的公众场所展示，需要政府哪些审批手续？答案是，仅仅联系政府海事处一个部门即可。申请表只需一张纸，而且耗时不长，从提出申请到最终获批，用时约两个月。

　　高效的许可与审批，降低了交易成本，也催生了无数个类似大黄鸭的项目。这正是香港地区能长期繁荣的重要保证。

　　本届政府也在大力推进新一轮简政放权的改革。近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核心要求是要简政放权，下决心减少审批事项，严格控制新增审批项目。李克强总理此前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做了公开承诺，本届政府任期内，国务院部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减少1/3以上。

　　整体看，这次简政放权就是要改变李克强总理所谈的“办个事、创个业要盖几十个公章”的过度审批现状，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社会公正。

　　而这次简政放权，被削权最多的是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共91项，其中国家发改委对企业投资的14项核准权被取消，12项核准权被下放。这是发改委自身的“瘦身”，也是现实的需要。发改委前身是国家发展计划经济委员会，很多地方到发改委报计划、立项目、要资金，被称为“跑部钱进”。故此，这次针对发改委的改革也被媒体称作“坚冰融化”。

　　过去30多年的重要经验是，改革促进了中国大转型。改革者的精心设计、路径选择以及积极推进，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实际上，我国政府机构集中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和2008年进行了六次改革。1982年的改革，较大幅度地撤并了经济管理部门，国务院部委办、直属机构从100个减为61个。1988年着重转变政府职能，调整和减少了工业专业经济管理部门。1993年首次提出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是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86个减少到59个，人员减少20%。1998年撤销了几乎所有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到2002年6月，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人。2003年设立国资委、银监会，组建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监总局，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8年提出要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随着改革走入深水区，复杂和低效的行政审批权对市场化的阻力越来越大，取消过度审批的吁求也越来越强烈。自2002年至2012年，国务院用了十年，分六批共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尽管如此，据李克强总理所言，至今各部门审批项目仍达到1700多项。近年来，改革红利消减，中小企业生存日益艰难，群众就业难问题突出，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已势在必行。

　　为什么过多的行政审批会导致经济低效以及社会不公？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克鲁格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塔洛克认为，政府对市场的行政管制，如设置项目许可审批、审发生产经营许可证制度，实际都是一种政府“设租”和“创租”行为。

　　在笔者看来，所谓的“租”，是凭借对某种资源的占有，向其使用者索取一定收益的权利。“租”本身可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可能阻碍资源优化配置。不能促进效率的“租”，往往会造成经济停滞。因为，当使用者使用该资源获得的收益还不足以缴纳租金，其生产积极性就无法提高。对某种公共资源的使用，设置许可、审批权，一定意义上是要形成对该资源使用的阻力，也就是为企业进入某一行业人为设定障碍。如果能遏制竞争无序化带来的市场混乱，则这是必要的。但在实践操作中，由于执行者往往会借助权力向对使用者寻租，就会导致低效率或不公正。

　　现实中，行政官员不可能完全掌握市场变化的细节，投资需要掌握的信息如此庞大，再多官员、再庞大的部门也无法穷尽。因此，市场变化的信息应交由企业家自己来发现，让企业家自己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发现机会，分散风险，创造利润。在保障经济基本秩序和公正的基础上，减少因行政审批等造成的交易成本和行政壁垒，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

　　简政放权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权、由政府向市场的放权、由国有资本向民营资本的放权。简政放权的直接目的，是释放体制性束缚，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为改革提供更大空间。

　　近些年来，政府与市场的错位逐步凸显，表现形式有：政府职能与市场的机能错位、政府决策与市场的需求错位、资源配置与企业发展的错位。其产生的根源是，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仍掌握着两大主要权力：其一是资源配置权，其二是市场发展方向和市场交易的指挥权。政策制定者设想通过权力途径，纠正市场无序化的各种乱象，但实际执行中往往出现偏差，应由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却越俎代庖，结果扭曲了经济关系，还达不到预期效果。

　　由于行政审批过于复杂，经济运行成本很高，创造利润的诸多机会难以变成现实。在这种背景下，企业有时无法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这令企业家精神成为稀缺资源，要素市场难以成熟，市场规则难以完善。从减少行政垄断的角度说，减少审批，让更多所有制主体得以进入市场，等于为国企引入了鲇鱼效应，为民企开拓了更广阔的新空间。从减少审批成本来说，这样做能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和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为经济发展注入正能量。

　　尽管如此，放权之后仍要制定好市场化监督机制。简政放权主要是让政府集中精力管好自己该管的事情，避免越位和错位。

　　这次简政放权的改革，根本上说，就是要改变某些因行政审批导致的低效，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