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业走向智能化。本报资料室供图

一直以来，智能航运发展备受关注。近日，由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为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量身订造的全球首艘40万吨智能超大型矿砂船（VLOC）“明远”号在上海命名交付，标志着智能船舶在中国全面迈入新时代。

“如今，智能航运已经不仅仅是符号和概念，而成为整个航运产业正在经历时代变革的现实。”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副局长杨新宅如是说。

可以预见，这场革命已拉开序幕，并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深刻地影响着航运的模式和组织。

趋势+机遇 智能航运或将在我国率先突破

作为现代航运新业态，智能航运的定义还不明确，国内倾向于将其理解为，航运要素与现代信息、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深度融合，又以自主航行船为核心要素。虽然目前还界定不清，但不可忽视的现实是，智能航运已成为全球航运界关注的核心。

“当前，智能航运的发展可以说进入了爆发式的发展阶段。”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姜明宝表示。从全球范围看，以北欧为代表的多个国家，正在积极推动智能航运研究，计划于未来10年内实现无人自主船实际营运。今年的国际海事组织（IMO）海上安全委员会第98次会议（MSC 98），则将“自主无人船舶”纳入为新增议题。海上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林基泽也在多个场合对“人、船、港”智能化管理表示期待和关注。在国内，智能航运相关建设与研究蒸蒸日上，厦门、洋山、青岛等港口已建成全自动码头。与此同时，多家研究院所、大专院校、企业单位，也在智能航运领域奋力深耕。

“航运智能化是我们当前正在研究的重点领域，它的发展是一个趋势，整个智能化不断发展，最终将走向无人化。”作为在海洋领域从业40多年的专家，大连海事大学副校长孙培廷如此判断航运的未来。

他进一步介绍说，大型船舶驶向无边无际的深海，安全是我们从事航运最为关心的。传统航运，船行深海，岸边的人无法对船舶进行遥控，发生危险也不可知。如果实现智能航运，岸上可实时监测船舶航行轨迹、安全度等指标，从而减少船舶深海运行的风险。

那么，又该如何发展智能航运？

放眼全球智能航运领域，欧美处于第一梯队，日韩次之，我国目前仅处于跟随状态。“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举足轻重，理应在智能航运领域分享中国经验，提出‘中国方案’，因此，眼下亟须摆脱跟随状态，抓住历史机遇，实现‘弯道超车’。”杨新宅表示。

在杨新宅看来，智能航运是全球海运产业突破发展困境，重塑未来格局的引爆点，谁能率先实现智能航运新技术、新模式、新制度的战略升级，谁就能够占领高地，走在世界领先。

“其实，人工智能在航运领域的应用是相对简单的，就是给机器设定不同的场景，学习如何解决问题。”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宝晨认为，目前我国在智能机舱、智能能效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已获得实船验证，智能航行技术一旦被攻克，则意味着我国在智能航运时代将与其他航运强国并驾齐驱。凭借我国航运企业的体制和体量优势，智能航运或将在我国率先突破。

困难+挑战 海上安全保障成关键

智能航运的全面实现非一日之功，它牵涉到多方面问题，其中海上安全最受关切，它直接决定了智能航运的接受度和可行性问题。

“海上安全不仅需要以航运设备可靠性、网络安全为依托，更对航海保障提出新要求，而这也是海事部门全力推进行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杨新宅看来，航运智能化时代下，不仅船舶自身的技术特征发生根本变化，整个航运业的运作模式也会进行重构。

以船舶安全检查为例，在面对无人驾驶船舶时，现场执法人员如何检查系统设备的安全性能？如何检验岸基操纵人员的适任情况？也就是说，传统的船舶、船员、通航、危防、船检等条块式的管理模式以及监管手段能不能完全匹配智能航运安全管理需求。

困难尚在，但发展不会止步。在智能航运时代的航海保障方面，天津航测科技中心副主任朱勇强告诉记者，目前，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已建立天津港复式水文环境采集处理系统。进出天津港的船舶，可利用E航海船台或手机APP，获取天津港复式航道实时潮流、能见度、风速等水文气象助航信息。不仅如此，船舶还可及时获得电子海图，并享受海上安全信息服务。由此，进出港船舶对复式航道水域环境的感知能力得以提升，从而大大降低船舶航行风险，保障了船舶航行安全。

就如何应对好智能航运新业态带来的安全监管和航海保障新需求，更好地服务航运业，杨新宅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健全智能航运法规体系，加快开展法规标准梳理，建立问题清单以及法规修订需求清单，尽早出台试验管理办法，完善智能船舶试航试验活动的规范流程，建立与传统船舶等效的安全和防污染标准，完善政策法规研究储备。

二是打造试点示范项目。开展智能航运安全监管和航海保障试点工作，以此为契机，着手建立水上智能监管数据服务体系，逐步构建起全面覆盖、功能完备的智能航运安全监管和航海保障体系。

三是融入智能航运全球治理，深入参与IMO平台下关于智能航运的公约法规梳理和修订工作，在不同多边框架下引导智能航运国际规则标准的制定，提升多边舞台影响力，深化双边务实合作。

未来+路径 探索智能航运发展“中国方案”

事实上，航运智能化何时开始并没有一个精准的时间节点。当前，人们对智能航运认识的每一次提高、对相应技术的每一次突破，以及政府与研究机构推动智能航运相关法律、法规的每一次调整都是在为智能航运发展蓄力。

“发展智能航运的难点就在于它具有复杂性，需要不断地研究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总结，提升对其的认识，智能航运跨领域、跨学科，并受到各项技术的限制。”在姜明宝看来，发展智能航运是一项长期性任务，不能急于求成。

他提出，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重点发展绿色船舶和智能船舶关键技术、高效港口建设技术、多模式立体综合通信导航技术，促进水路交通基础设施转型升级，不断优化和提升水运业营运管理水平，加快推进智能航运创新和技术成果应用。

对于行业的平台化趋势，姜明宝提到了企业角色的转变，并对传统海员缺少的紧迫感表示担忧。他说，随着航运的智能化，传统海员的需求必然大幅下降。航运交易趋向平台化，不仅会使传统的货运代理公司和揽货员职业逐渐消亡，也会使航运企业的角色发生变化。他表示，应加强中小船东对智能化的认识，让更多企业感知智能化对航运业的影响。

对此，张宝晨的态度相对乐观。他认为，交易的平台化，将导致航运公司或成为平台的快递员，或成为平台的运营商。他建议，中小船东首先要制定清晰的战略决策，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做好经营，选择适当时机加入平台。

此外，还要统筹考虑发展智能航运所涉及的相关法规。

航运智能化也给法律、法规带来挑战。上海海事局船舶检验管理处处长陈小华表示：“当无人船成为主流之后，很多法律、法规不适用，重新立法很重要。”

“对我们而言，如何应对智能航运新业态带来的安全监管和航海保障新问题，健全智能航运法规体系尤为关键，我们将继续加快开展相关法规标准梳理，尽早出台试验管理办法，完善智能航运领域的政策法规研究储备。”杨新宅表示。

智能航运不能只有科技发展，它涉及政策法规、教育与就业、企业转型等多方面因素。政府、研究机构与行业的各个环节必须联合起来，从智能航运新业态的每个方面作出努力，中国才最有可能走在智能航运时代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