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救助联盟（ISU）在伦敦举行了年度媒体研讨会，该研讨会由ISU的高级官员主席约翰·维特、副总裁Charo Coll、总经理Mark Hoddinott等人主持。此外，国际救助联盟（ISU）所提供的数据，说明了航运业和强大的海洋救助行业形势的重要性。

国际救助联盟（ISU）所提供的数据，说明了航运业和强大的海洋救助行业形势的重要性。

MJ参加的是ISU在伦敦举行的年度媒体研讨会，由该组织的高级官员主持，包括：主席约翰·维特、副总裁Charo Coll、总经理Mark Hoddinott、传播顾问James Herbert和法律顾问Rob Wallis。

2015年，ISU成员所展开的185次救援服务与值得深思的统计数据列出了潜在的污染物，包括：燃料油66,000吨；原油和成品油666,000吨；化学品36000吨；干散货为722,000吨和24,000teu，相当于374,000吨，标称每箱15吨。这些数字证明了从生活、财产和环境的优先顺序变成生活、环境，然后财产这一顺序的现实。

打捞救助当然是一个商业行为，丰厚回报是继续投资一个复杂且昂贵的业务的必要条件，ISU最近在鼓励使用劳合社的船舶救助合同（LOF），可以看到行业对这一合同使用正在减少。但有越来越多地使用涉及例如日常租用和一次性付款协议的“商业条款”，ISU承认BIMCO合同，拖船和打捞作业确实广受好评。

LOF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合同，其“无效果，无报酬”原则意味着救助者会承担各种风险。正是有了应急响应，LOF被认为是实用的，值得在没有前期的谈判和协商的情况下，简单且快速地通过，待工作完成后再结算。仲裁是可用的，但其指出，75%的案件是友好解决的，表明LOF的简单性，基本合同可以容纳在一张A4纸的两面。

Hoddinott先生分析了LOF的下降，提醒每个人，全球通信的进步越来越多地将船长从决策过程中移出，现在的协议经常在远离前线，也许在世界另一端的办公室里进行谈判。摆脱这种情况的压力（和危险）可能会产生一种更加商业化的氛围，但是现场的专业人员可以感觉到吹在他们脸上的风，并且，他们是最适合判断情况的紧迫性的人。俗话说，船长听命与人，但上帝不再是万能的了，因此读者被提醒，原来的LOF是劳埃德为保险业创造的，而不是为救助者。

SCOPIC

解释了保赔协会的特别赔偿条款（SCOPIC）背后的历史和原因，以及船东指定的用于监测情况的特别事故代表的作用。

如上所述，救助者必须以严格的商业方式处理每一救助事件。在“无效果，无报酬”的约定下，同时，在没有一个替代协议可以摆脱潜在合同的情况下，如果只有很少或没有挽救足够价值的财产的前景以回收成本并产生利润，救助者将承担各种风险。

在越来越多的公众对环境的关注的推动下，沿海国家现在增加了关于防止运输事故造成污染的压力，其中包括在任何时间内，留在现场的沉船的“可视污染”。政府干预的一个后果是增加国家支持的救助服务或通过在事故现场提供拖轮。

保护环境改变了上述行业的整个动态，正是油轮Torrey Canyon（1967）和Amoco Cadiz（1978）的失事，直接导致1989年《救助公约》的出现，并让人认识到鼓励适当和一定比例奖励给防止污染的救助者的重要性，如果他们承担毫无希望的高风险操作，他们可能面临损失或甚至毁灭的情况，这些情况由于某些政府拒绝提供避难所而使环境成为最终受害者。

《救助公约》引入了第14条和“特别赔偿”的概念，如果救助者防止污染，即所谓的“安全网”，救助者至少可以“提高”收回费用。通过这种安排，支付赔偿金的保赔协会首次参与了救助，他们和救助者两方面的担忧导致1999年引入SCOPIC条款，从而避免了第14条下的法律问题。

SCOPIC的整个问题和特别事故代表的作用正在不断被审查，Wallis先生指出，使得SCOPIC选择退出而不是选择加入条款，是正在讨论的一种可能性。

由于全球范围内都有沉船存在，救助是一个看涨的行业，有各种合同，包括那些来自BIMCO的合同。在ISU特遣队队伍中，Nicholas Sloane船长最著名的是其作为救援者的领导，参与了Titan的救助，并清除了游轮Costa Concordia的残骸。Smit Salvage先前从船上清除了约2,400吨的重质燃料油和其它污染物。

这种情况下，最终成本估计在20亿美元，说明了一个资金充足的专业救助行业的重要性，但是随着船舶越来越大，事故越来越少，但潜在的后果变得更严重，未来还有更大的挑战。最后一句话必须是Hoddinott先生，他说行业正在重新调整，但需要ISU的影响力，它是行业的唯一声音，在国际立法者和代表航运业的机构中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