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不仅是同盟会会员和四川保路运动的参与者，也是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总经理，长江航运的一代霸主，风云一时的中国船王；更是抗战初期可与后来法军敦刻尔克大撤退相比的40天宜昌大转运奇迹的策划者和领导人，是为抗战胜利立下赫赫功勋的政府杰出服务勋章和一等一级勋章获得者。

卢作孚不仅是一个实业家，还是民国初年“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是北碚新城及其“经济特区”和“文明社区”的策划者和创建者，民间性西部科学院的缔造者和首任院长，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拓荒者。进而，他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及其文明转换时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家，是产业、交通、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最早倡导者和勇敢的开拓者。他的理想，不在个人的升官发财，不在家族、公司、地域的繁荣昌盛，而在于全中国的现代化新世界的创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愿“在猪圈中盖起个人的华堂”，而愿“在花园里搭建自己的茅屋”。

抗日战争爆发后，卢作孚先生放弃了预定的欧洲之行，全力投身于反侵略战争的工作，提出“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亲自指挥民生公司运送出川抗日的川军部队；他改变了一向不肯做官的态度，临危受命，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1938年初，他又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在武汉，两个月内完成了所有兵工厂和钢铁厂的撤退运输。

1938年秋，武汉已沦陷，3万多人员和10万吨重要物资还滞留在宜昌。这10万吨物资是苦难的中国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钢铁工业以及其他战略配套工业的最后一点骨血，是抗击日寇，军火工业再生补给的最后一部分物资精华。如果不能及时转运入川，不仅大后方的军事工业重建将大费周折，而且一旦被日军掳掠，后果不堪设想。然而此时通往后方重镇的交通要津川江又快到不能行走轮船的枯水期，情况万分紧急。卢作孚临危不乱，开创宜昌撤退著名的“三段航行”，指挥船只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将待运人员和重要物资在40天内全部运走。

最早将“宜昌大撤退”比作“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然而，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的。在当时背景和机械施工以及运力装备水平下，40天10万吨器材，3万多人员的运量，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在宜昌大撤退完成之后，国民政府曾先后两次向卢作孚授勋。对于这一段彪炳史册的功绩，卢作孚在家人面前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连勋章也没有让孩子们过目。在卢作孚不平凡的一生当中，还经历过一场堪比宜昌大撤退的粮食大抢运。

1940年3月，前方军粮告急，后方粮食市场告急。在粮食问题已经对整个抗战进程构成威胁而又经三个月不得解决的关键时刻，1940年7月，在并未解除卢作孚交通部次长职务的前提下，国民政府紧急任命卢作孚出任全国粮食管理局长。这是卢作孚在宜昌大撤退之后的又一次临危受命，国民政府希望他能使前方、后方迅速走出粮食告急的阴影。卢先生又一次亲自指挥整个行动，他每天日夜奋战，制定运输方案，动员大量人力，几个月内，充足的粮食已经集中在一些公家的粮仓，这才解除了危机。

1952年3月15日，毛泽东回顾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说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