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宫本旭摄

长期以来,较低的用工成本一直是我国船舶工业相较于其他主要造船国的核心比较优势。但是,近年来,早前已逐渐浮出水面的“招工难”“用工贵”等问题呈现出愈发严峻的态势,不仅给越来越多的骨干造船企业造成了困扰,也引起了行业主管部门的重视。

人口红利衰减 船企遭遇“用工难”

根据多家骨干船企反映,目前,船舶工业劳动力问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工人流失严重、工人年龄明显偏高以及用工成本高。当前,船企用工以外包工为主,本身流失率就比较高,加上这些工人大多来自中西部省份,其返回本地就业的数量呈增长态势,每年过完春节,船企都会因返厂工人的减少而发愁;船企用工仍然以第一代农民工为主,80后已经大量离职,90后很少愿意到船企工作,导致船企工人的平均年龄在40岁以上;骨干船企多位于沿海发达地区,社会平均工资较高,船企及包工队为留住现有工人只能不断提高工资待遇,多数船企劳务工工资已经超过5000元/月,个别地区工资达10000元/月。

实际上,“招工难”“用工贵”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必然现象。我国经济40多年来的增长离不开人口红利的支撑,主要是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和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

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拐点”早已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制造业用工成本的刚性上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28%,却占用了71%的就业人口,表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工业部门,工厂门口常常是人满为患,工人们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也推动了船舶工业完成从本工为主向以外包工为主的转变。这个过程持续到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被第二、第三产业吸收,其标志就是工人工资开始明显上涨,也就是“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多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04年,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因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减少而上涨了15年之久。

适龄劳动人口“拐点”则出现在2013年。之后,我国制造业劳动力短缺问题愈发严重,并进一步促进了制造业用工成本上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4~2013年,我国15~64岁的适龄劳动力人口从9.22亿增加到10.06亿,因此,尽管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减少,但制造业部门劳动力供给并未出现明显短缺;从2014年开始,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进入了下滑阶段,并在2017年加速下滑,制造业企业“招工难”“用工贵”的程度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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