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海外的廉价钢铁的大量涌入,拆船价格暴跌,促使孟加拉国实际上暂时关闭了其船舶回收行业。

由于钢铁价格近期出现大幅下跌,孟加拉国拆船协会(Bangladesh Ship Breakers Association ,简称BSBA) 向该国的拆船厂表示,目前不要向钢厂出售其库存的废旧钢铁。

与此同时,该国的钢厂现在可以从海外购买到更便宜的进口产品,从而降低了对于拆船厂的废钢需求。

克拉克森研究在最新一起市场报告中表示,在最近一周,受孟加拉国事件的影响,拆船市场的氛围以及拆船价格急转直下(took a sharp downwards turn )。

克拉克森方面进一步介绍到,孟加拉国最近得以从中国进口价格具有竞争力的钢铁产品,导致该国国内钢铁价格大幅走软,进一步导致废钢价格水平明显下降。

“由于进口废钢的价格现在大大低于进口船舶回收的价格,当地对废钢的需求已经下降,为了消除目前的负面情绪和价格,孟加拉国拆船协会向回收场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立即停止向钢厂出售库存。”

因此,孟加拉拆船市场目前实际上被认为是已经处于关闭状态,当地拆船厂也强调,他们暂时不会提供任何吨位。

此外,虽然印度和巴基斯坦拆船厂的的需求仍然存在,但最近几周这里的拆船价格水平也有所下降。由于季风降雨正在影响印度次大陆,所有三个主要拆船国家的需求或活动都将很少。

受孟加拉市场的影响,克拉克森预估的数据显示,目前印度拆船市场的一艘VLCC的拆船价大约为570美元/ltd(总价大约为2500万美元),但这个价格已经比5月初期下跌了大约16%。

船价可能会反弹,但大幅涨价的可能渺茫

人们普遍认为,在季风季节过后,拆船价格水平可能开始反弹。

船舶现金买家Best Oasis表示:“孟加拉国许多地区的施工活动缓慢和暴雨导致最终用户购买兴趣下降。钢厂也一直在提供有吸引力的折扣以促进销售。”

Best Oasis方面表示,其实拆船厂方面还是存在严重的吨位短缺的情况。

但这位现金买家同时警告称,价格大幅上涨的前景似乎也很渺茫。

另一位拆船经纪人 Ed McIlvaney表示,土耳其的情况与印度次大陆的情况大致相同,但价格的跌幅并没有那么严重。

McIlvaney 也表示:“所有当地钢厂都能够通过从其他国家进口廉价得多的钢铁产品,这些国家似乎正在倾销廉价产品,以期提振本国经济。”“这些便宜的进口产品能卖多久也还不得而知。”

据信俄罗斯也是廉价钢铁出口产品的提供者之一。

McIlvaney还表示,“由于吨位严重短缺,而且船东目前表示愿意接受最终接收方提供的降低水平的可能性很小,如果实际上有的话,拆船行业即将到来的未来看起来非常黯淡, “ 他说。

6月,12艘总计704,000载重吨的油轮和22艘总计115,000载重吨的其他船舶被拆除,共计拆解运力为819,000载重吨。

今年六个月的送拆船舶总数为 258 艘运力相当于 910 万载重吨的船舶。2021 年同期为 437 艘船舶,或 1340 万载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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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船市场动荡,大船东“白捡”400万美元

近日法院做出了一项有利于以色列大船东公司EPS的判决,由于疫情的原因该公司旗下一艘售出拆解的VLOC未能最终被送拆,但该公司得以成功保留其此前收到的超过400万美元的定金。

具体而言,EPS此前向现金买家NKD Maritime出售了旗下一艘名为t Shagang Giant(1993年建造,306900dwt)的超大型矿砂船送拆,价格为 $366/ldt, 总价大约为1400万美元。

但就在2020年3月、4月的时候,由于疫情的原因印度政府实施了封锁限制措施,这导致该轮最终未能成功挂靠阿朗拆船厂Alang,鉴于此,上述现金买家终止了该笔交易。

NKD遂向英国高等法院申请想要收回此前支付给EPS的426万美元的定金。

但在最终的判决中,法官克里斯托弗·布彻 Christopher Butcher说,他调查了印度当局的行为是否构成或导致了不可抗力事件。

NKD以1250万欧元(现在是大约1330万美元)的价格将这艘船卖给了拆船厂Shree Ram集团。原本的船舶交付日期定在(2020年)3月17日至4月30日之间,(后来最后截止日期改为了4月15日)。

2020年3月20日,该散货船不允许进入Khambat的船舶交通服务区,而是在外海抛锚。

随后,EPS方面发出了到达的通知,但Shree Ram告诉NKD,该船不能被视为已经到达交货地点。

但EPS方面生成,鉴于Covid的情况,该船已经停泊在了习惯的等候区,而且其他前往阿朗拆船厂的所有其他船舶也都在同一区域等待。

随后到4月14日,NKD向EPS发送了终止合同的通知,随后EPS便重新返回市场为该轮寻找买家。但并没有归还定金。

最终Butcher法官接受了EPS方面的观点,即“无力”交付船舶与合同条款中提及的阻碍或延误有显著不同。

因此,他裁定:“我也同意,不能简单地根据合同取消日期前是否没有能力履行合同来判断是否没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