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内河运价

唐代包括长江在内的内河航运业不断发展，因此规定内河舟船运输的运价，也是唐代内河航运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内河船舶在运输过程中所收取的运费，唐时一般称作“运脚”或“脚价”。

唐代规定的内河水上运价，只适用官物运输。当时朝廷实行租庸调制，每年在江、淮各地除征收数以百万石的租粮外，还调收大批的土特产品入京，运量巨大。

在刘晏实行官纲运输以前，上述物资的运输都由民间承担，尽管人民负担了大部分运费，然而朝廷每年也要花费一笔巨额费用，用于水陆运费开支。裴耀卿掌漕运时，为节省朝廷费用，曾向人民额外征收“函脚”，用于水陆运费。他执事三年省陆运费计30万缗，算作一大功绩。武则天时，朝廷苦于运脚常数倍加钱，不得不对官物运输，做出运价(脚值)的规定：凡天下舟车水陆载运，皆具为脚值，轻重贵贱平易险涩而为之制:“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运租庸杂物等脚值，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坂处一百二十文，车载一千斤九百文”。“黄河等水运脚费：从幽州运至平州，上水十六文，下水六文”“余水上十五文，下五文”。长江“从澧、荆等州至扬州四文”“山陵、险滩、驴少处不得过一百五十文，平易处不得下八十”。按照这个标准，显然长江流域的水上运价，低于黄河流域，长江从湖南澧县及湖北江陵一带船运官物到扬州，下水每百斤百里的运费只4文钱。这也反映了当时长江航运优于黄河航运的现实。

盐是当时长江水运的最大宗的货物之一，政府对食盐运输也明确规定运价标准，据《文献通考》载：“运盐之法，凡行百里者，陆运斤四钱，水运斤一钱”。水运费用比陆运低了四分之三，但据《两淮盐法志》《仪征县志》载：唐代水运盐每石百里48文，米50文1分2厘7毫。陆运费与水运费之比为19比15，后者说的是长江水上盐运价。

唐代长江民间客货运输，一般不受政府规定水运脚价标准的约束，运输过程中的运价，则由船户和货主或乘客双方商议定价。唐政府规定水路运输运价，付给承运者一定数量的运费，这要比唐代以前动辄无朝代无偿征调民船的做法具有较大进步意义。

内河舟船征税管理

唐代对包括长江在内的内河从事舟车贩运的商人征收税金，也体现进行安全管理的职能。唐代中央政府设有“两税使”，任官常由盐铁转运或留后一类高级官员代兼。在水运事业发达的江、淮一带，地方最高守官如节度使、观察使等，有时也在管辖区内向载货过境的舟车征税。

唐初沿用隋代税制，只向以舟车贩运的商人征税，乘坐舟船和车辆的旅行者，不在征收之列。武则天时，朝廷采纳崔融建议，对乘坐舟车的旅行人员，亦征税金。至唐上元年间(公元760至761年)，肃宗李亨为解决财政困难，下诏向通过运河中船闸的商人征税，“江淮堰塘商旅牵船过处，准斛斗纳钱，谓之埭税”。朝廷在堰婊船闸设关建卡，令其航行于此的船只，在航行途中征税检查，丈量船舶。这种以堰埭船闸为关卡，在船只航行途中征税的办法导致了后来税场的诞生。

长江流域是盐茶贸易最为集中的地方，盐舶茶船贩运兴旺，唐代宗大历末年，刘晏在扬州港坐征盐税，每年收钱600万缗，占天下赋税的一半。德宗建中元年，朝廷按照户部侍郎赵赞的条奏，建议征收茶叶货税，“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税一......”

文宗时，政府在泗口(今江苏靖江市西南)设立税场，这是唐代长江流域设置的第一个专职征税机构，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向舟船征税的专门机关。泗口隶属于楚州，地处邗沟入淮北岸，是南北大运河舟船往来的必经之地，但税场征税苛厉：“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巳上并税”。由于征敛过度，商客怨声不绝。开成二年，武宁节度使薛元偿上奏说：“淮泗通津，向来京国自有率税，颇为闻怨诟......”请予停绝。经朝廷准奏后，泗口税场于当年罢官闭场。唐代泗口税场的设置，为以后各王朝在长江沿岸设立税务场开了先例。

武宗继位后，采纳了盐铁转运使崔洪的建议：“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皆有重税，或抢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故私贩益起”。当时长江各地，自道一级政府到各州县，或利用提高茶叶税率的机会向茶商横征暴敛，或借机大设邸舍，强迫茶商住留，索取过路钱，或以征税为名，上船抢夺茶叶。这种强夺舟船货物的非法行为，持续了近12年之久，致使舟船难通，茶商经业艰难。造成了税制的混乱，在一定范围内加重了商旅的负担，挫伤了他们贩运经商的积极性，影响了交通运输的正常发展.

到大中六年正月，盐铁转运使、兵部侍郎裴休才将各地滥征商税的非法行为报告给唐宣宗说：“诸道节度使、观察使置店停止茶商，每斤收榻地钱并税经过商人，颇乖法理，令请釐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其后非法横征现象才受到一定程度的制止。

唐代在内河水运管理中所推出的上述措施，虽然还不是十分完善，但是在我国古代内河水运交通管理史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为后来的内河水运管理尤其是对长江航运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