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了一个平稳的过渡时期之后,随着隋、唐、宋、元、明各朝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海运事业也进入了全面繁荣阶段。自15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我国封建制度的衰落阶段,也是一个守旧与革新强烈碰撞的时期。在经过了全面繁荣的阶段之后,我国的海运走向了衰落。

海运的繁荣时期

(1)隋唐时期的海运

隋唐沿海航行活动。 隋朝时期政府加强了与台湾之间的海上交通联系。根据史料记载,隋朝至少有三次前往台湾岛的航海活动,分别在大业三年(607年) 、 大业四年(608年)和大业六年(610年)。唐朝时期的南北漕运主要有两条航线:一条是内河航线,沿用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另一条是沿海航线,起航点在江浙,主要是扬州,出长江口,沿岸北上,绕过山东半岛,经沧州沿岸入今海河。隋唐与朝鲜半岛诸国的海上交往。 在隋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命汉王杨谅率兵30万,分水陆两路征讨高丽。在大业八年(612年)和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两次发水陆兵将攻打高丽。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下诏剑南道,与此同时,拟命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于贞观二十三年率兵30万,征讨高丽。唐高宗继位之后,在显庆五年(660年) 8月,派遣“苏定芳引兵白成山济海”,横渡黄海,直趋朝鲜半岛西岸,与新罗军合力击破百济。唐高宗在乾封元年(666年) 5月,发大军分水陆诸路合击高丽,经过两年的激战,收复辽东故地。新罗,原位于辰韩与弃韩故地,旧称“斯卢”,辖境约为朝鲜半岛之东南部,唐与新罗的关系一直较为友好,双方以航海为中介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活动十分频繁。

隋唐与日本的睦邻航海。 在公元600年至614年的14年当中,中日之间曾五次遣使互访。《隋书·倭国传》中记载了裴世清赴日之行:“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于倭国,度百济,行至竹岛......又东至秦土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白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倭。”日本方面的资料也记载了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流,遣唐使从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630年) 8月开始,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894年) 9月停派为止,先后有19任。在唐天宝元年(742年)10月,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到扬州大明寺拜见鉴真高僧(688-763年),并请求“东游兴化”,中国高僧鉴真与其弟子亦先后6次东渡日本传教。在唐朝前中期,对日航行基本是官方性质的,自安史之乱之后唐朝政权逐渐衰弱,对东南沿海民间赴日航海贸易的监管松懈下来。因此,从唐开成四年(839年)到唐末天佑四年(907年)为止的7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日海岸之间的往返几乎全是民间商船。

隋唐时期的远洋航海。 隋朝由于国势强盛,文化先进,航海能力强,与当时南洋各国都有航海交往。最为著名的航海事件是《隋书·南蛮传》中所载的与“赤土国”的交流。唐朝时期,国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航海能力也进一步提升,同时在唐中期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程度已经超过了“陆上丝绸之路”。这一时期的海上航线主要有三段:第一段航路是从广州出发,循南海的印支半岛东岸而行,然后越过暹罗湾,顺马来半岛东岸南下,航至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再驶达爪哇岛;第二段航路是由新加坡附近折向西北行,穿过马六甲海峡,再取尼科巴群岛为中介,横越孟加拉湾而至印度半岛南端,继而沿印度半岛西岸东北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达波斯湾头,然后上溯底格里斯河至阿拉伯首都巴格达;第三段航路是,由波斯湾头的奥波拉和巴士拉分宗,复出霍尔木兹海峡,再沿阿拉伯半岛南岸西航,历经今巴林、阿曼、也门等海岸,航至红海口,最后越过曼德海峡,南下至东非海岸。

市舶司与主要海港。 随着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全面繁荣发展,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航海贸易的形势,加强对航海贸易的管理,唐朝政府改变方法,设置了专门从事航海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根据《唐会要》中的记载:“开元二年十二月,岭南市舶司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与波斯僧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唐朝时期,在政府积极施行海外贸易政策和当时发达的海运事业的共同驱使之下,作为海船靠泊、补给、货物装卸以及集散站的大型航海贸易港迅速发展起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交州港和广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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