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唐王朝“生命线”的大运河

保证物资供给 北京是“前沿中转站”

隋朝大运河便是在“北出三路”这一基本格局下开凿的。具体来看,隋朝大运河在黄河以南的部分(即通济渠、淮河、邗沟、长江、江南河)主要是为了将江南钱粮供给到受到战乱削弱的北方,进而维持隋王朝官僚体系在长安、洛阳两京的正常运转。这条河段也便因为这一“供给中央”的使命而得到后继者唐王朝的重视,在疏浚河道时有意加强了这一段落的修建,“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更努力地保持这一“生命线”,吸收江南经济补给,以应对北方的藩镇、吐蕃及回纥。

黄河以北的河段永济渠则是隋朝及初唐统治者征讨高句丽的军事物资转运通道,先后供给了隋文帝1次(公元598年)、隋炀帝3次(公元610年、611年、613年)、唐太宗1次(公元644年)、唐高宗1次(公元666年),共计6次大规模出征高句丽,此外,唐太宗与唐高宗在两次总征讨之间还多次小规模出击,最终在公元668年击败高句丽,完成东北亚地区的争霸。这一过程从隋文帝到唐高宗持续了70年,在此期间,幽州城(蓟城,即如今的北京)第一次在大运河运输物资的配合下,发挥了中原政权向东北方向大举进军时的前沿中转站作用。

在大运河修筑之前,中原王朝也曾依靠陆路运输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干道(今京广铁路所在)向蓟城运送战略物资并向东北亚采取行动,例如秦军征服辽东、汉武帝击败卫氏朝鲜、司马懿击败公孙渊、北魏击败北燕等,但都是速战速决,都没有在大运河配合下前后70年6次征讨高句丽这么大的规模,由此可见大运河对于隋唐政权的强大助力。

唐高宗以后,契丹、奚、新罗、渤海等新兴势力相继在东北亚兴起,唐王朝依然需要维持对东北方向的把控,因此便在河北地区设置藩镇,其中又以“幽州节度使”为重心(713年设置,742年改名“范阳节度使”。节度使,唐初沿北周及隋旧制,于重要地区设总管,总揽数州军事),给幽州配置了北方十道节度使中最强的九万兵力,幽州城的军政实力由此进一步扩大,安禄山也便得以凭借此城及河东、平卢两镇发动了“安史之乱”,由此开启了河北藩镇与唐朝中央分庭抗礼的中晚唐时期。

以“安史之乱”为导火索接连引发的藩镇割据、五代混战,耗竭了长安与洛阳的经济基础,汉唐两京由此彻底衰落。再加上辽、金、元的三次“对宋攻战”,关中平原与中原腹地再也恢复不到汉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总中心地位,经济文化中心的宝冠如同孔雀东南飞那样转移到了江南地区,政治军事中心则随着辽金元清的相继崛起而转移到燕山南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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