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船业在宋朝已经大有发展,在前朝积淀的基础上,元明时期的造船业达到了中国古代造船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造船能力强,船舶数量多、规模大,郑和船队及其实践和理论成果,则是中国古代造船业和航海活动达到顶峰的典型象征。

一、元朝的海运与船舶

元朝幅员辽阔,在继续沿用宋朝重要港口的基础上,还在上海、温州、杭州等处设立市舶司。航海贸易发展迅猛,来元朝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员,都是通过海上交通航行而来,元大都中外交流繁盛一时。归纳起来,元朝的海上交通航线主要有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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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朝海上航线

一是从大都经运河至黄河入海,向东航行可至今日朝鲜附近;或由杭州沿海北上至登州,驶向东北抵达朝鲜附近,最后通往日本。二是由今宁波港东渡至日本。三是由泉州或广州西南航经今越南河内,至今日的加里曼丹岛,而后东至菲律宾;或由加里曼丹南航至今日的印度尼西亚。

四是由泉州或广州到东南亚,途经今天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在新加坡可以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今天的缅甸、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再往西南方向航行可到今天的马尔代夫群岛;或由斯里兰卡经印度南部到达今天的西亚、甚至可以到达南非的沿海国家。由此可见,元朝海上活动范围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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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统治者大力发展海上漕运和航海贸易。至元十九年到至正二十三年,先后开辟了三条海漕航路,漕运活动在东海和渤海区域频繁开展,促进了中国东北部沿岸的海上经济贸易发展。

2.元朝船舶类型多样

元朝的造船技术有较大水平的提高,所造船舶主要有三种:战船、漕船、海船。为了军事需要,元朝大力建造用于作战的船舶和培养水上作战的士兵。战船少则几百艘,多则几千艘,据资料记载的元朝战船累积起来有两万多艘,可见元朝当时战船数量之多和造船能力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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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元朝大力发展海上运输,建造大量型制的海船。比如元朝有四桅远洋海船,海船上有水手二百人,可载胡椒五、六千担。无风时人为地摇橹航行,且每一大船配备有二艘小船,以备拋锚时使用,体现了航行人员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延祐年间《海道经》载:“合造海船,大者八、九千两(石),小者二千余石。”由此可知,元朝海船规模不一。元朝大规模的海上运输活动,不仅提升了元朝的造船能力,还推动了船型的改进,促进了中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

二、明朝的船舶和海运

明朝船型数量增多、体型增大,特别是在建造大型船舶时采用了榫卯结构技术。关于明朝船舶论述的著作较多,有《南船记》、《天工开物》、《龙江船厂志》、《漕船志》、《筹海图编》、《武备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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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朝的分类求实

《天工开物》记载明朝的船型,有“或以形名,或以量名,或以质名”等各类。依形而言,有“海鳅、蜈蚣、山梭”等仿生物船型;依量而言,有“万石船、四百料战座船”等;依质而言,有“楠木船、杉木船”等。《南船记》共四卷,作者以亲身领导龙江船厂建造舰船的经历与体验撰写而成。第一卷记录20多种船舶的图式、尺寸及数量;第二卷记载船舶数量和修造规定;第三卷记述各类工匠和主管官员的信息;第四卷记载造船案例和收船、料余及稽考等案例。

明朝茅元仪撰写的《武备志》,对海运、海防及航海有所论述,详实叙述各类各型战船的特点及其应用,包括广东船、大福船、开浪船、喇叭唬船等,其中尤以大福船为代表。《武备志》记载“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阔,其首昂而口张,其尾高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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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船有四层:第一层装压舱石以提高船舶稳定性,第二层为士兵居住的地方,第三层放置淡水柜,最上一层为露台,需从第三层登梯上去。为了满足不同需求和船舶整体的稳性,福船分层设置原理体现了分类、求实的科学思想。

2.郑和七下西洋

明朝海上交通活动,以郑和下西洋航行最为显著。在前朝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积淀下,明成祖积极支持郑和以政府名义七次下西洋,其规模和影响在中国航海史上、乃至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罕见的。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集中体现。

七次下西洋远航,足迹到达东南亚、南亚、西南亚、非洲东北部等,最远到达今天的索马里和肯尼亚一带。由此可见,郑和船队航程范围之广。郑和下西洋活动整个航行船队有人员两万七千多人,这需要高超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做支撑,也需要雄厚的物力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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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推进了华夏文明的传播,促进了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其意义已经远超航海本身,成为世界航海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关于郑和船队成功完成七次航海的经验,可以归纳为:首先郑和船队组织有序,有与之相应的造船设备、造船厂和海港物资基础;其次船队成员专业分工明确,多种行业人才的精准分工和高效合作;再者郑和船队定位导航技术先进,用罗经指示航向、用更数单位来计算航程;最后是宝船造船技术先进,将船体按船舶构造比例加宽后有效地提升了船舶抗沉性和稳性。

3.郑和宝船

从1405年到1433年,历时28年的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成就,是经过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生产实践积淀下来的。郑和下西洋船队浩大,最多时船队有208艘,其中宝船62艘,在福建、浙江、江西、湖广、扬州等地都有造船场地。据《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元年五月至永乐十七年九月,建造或改造海船、海运船、宝船等不同用途的船舶约两千八百艘,建造地点范围之广,其造船技术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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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和宝船的规模

宝船,含“西洋取宝之船”之意。最大的郑和宝船,有上层建筑4层,外观样式豪华精美,并有9桅12帆,可见当时造船规模之大和造船技术之高。记录郑和宝船资料的文献,有谈迁的《国榷》、马欢的《瀛涯胜览》、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等。《国榷》,是编撰者谈迁花费30多年心血写著的一部翔实可信的明史。书中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情况:“役卒共二万七千八百七十余人。

宝船六十三艘,其大修四十四丈,博十八丈;次修长三十七丈,博十五丈。”《瀛涯胜览》,明朝马欢著,他前后三次随郑和船队下西洋,是随行的翻译。马欢将郑和下西洋时途经二十国的航路、海潮、地理气候、人文工艺等信息记录下来,期间花费35年时间进行修改和整理,最终完成了《瀛涯胜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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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首次记载了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具体情况:“宝船六十三号,随行的官兵船员人数共有两万七千六百七十人。从宝船数量和所载随行官兵人数可知,郑和下西洋船队气势之浩大,可见明初高超的造船能力和造船技术之强。

罗懋登撰写的《三宝太监西洋记》记载了郑和下西洋五种船型,分别为宝船、马船、粮船、座船和战船,并对不同船型的桅数和长宽尺度有详细记录。从中可以看到船舶型制最大的宝船有九桅,其船舶长和宽皆比其它船型要大,宝船长宽比值和马船大体相同。根据不同需要而建造不同船型,且每个船型构造不一,体现了人们懂得根据实际情况而分门别类的求实、归类意识。

三、宝船工艺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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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中国古代四大船型之一的沙船船型,说的正是郑和宝船。这种沙船在纵向结构上,船底用数块厚板组成了两头窄、中间宽的平板梭形龙骨,搁沙时能承受船体上的所有重量,利于在沙滩上行驶。沙船的两舷有大橹直压到头部,能抗击风浪,由于它接近水面,还起着护舷木的作用。沙船在横向结构上,靠一道道坚实的水密横舱壁。

横梁架在隔舱板上,下置肋骨,既防止船型的扭曲变形又保证横向强度,使各舱各不相同。比如发生少数舱破损漏水时,不会导致全船沉没。宝船上水密横舱壁的设置,是中国先进造船技术的集中体现,它体现了人们对整体和部分关系的认识,具有系统化的科技思想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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