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批准设立。对此，《中国企业报》记者带着若干问题采访了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合伙人张明杰。

　　张明杰表示，自贸区的设立，最重要的是全面放松外汇管制，而目前外资进入中国尚存在三大障碍。同时张明杰也坦言，此次设立上海自贸区最大的亮点就是——批准外资银行跳过冗长的审批程序，此项行政审批改革成功的经验或可以复制推广到全国。

　　《中国企业报》：选择上海设立自贸区有什么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把“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兑换、金融业对外开放和离岸金融中心等”作为自贸区先行先试的重点，您有什么看法？

　　张明杰：首先注意上海自贸区的性质，不是一个保税区的升级版，而是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试验田”。选择上海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从商业、金融的繁荣度以及对外开放的活跃度来看，上海是中国最接近成为全球性的商业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而自贸区的设立，将加快实现这一目标。

　　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兑换、金融业对外开放和离岸金融中心的概括不够全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全面放松外汇管制。从我长期从事外资业务的经验来看，外资进入中国至少要面对三大障碍：严格的外资审批、复杂的外汇管制和税收制度执行中的任意性和不可确定性。如果我国目前繁缛的外汇管理法律、法规和操作流程不做大幅度改革，任何中国城市想进一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难乎其难的。

　　《中国企业报》：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税收创新力度是否足够大？批准外资银行跳过冗长的审批程序，直接在自由贸易区设立业务部门，如何评价这种做法？

　　张明杰：我们要避免一个误区，不能一提“税收创新”，就条件反射地想到“税收减免”。企业所得税的减免，应当首先考虑在不发达和欠发达的地区予以适用，而不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所以，我认为，对港口、物流、贸易、地产、金融等方面的产业准入的放宽以及对流转税方面的改革意义，要远远大于企业所得税的减税意义。

　　批准外资银行跳过冗长的审批程序，直接在自由贸易区设立业务部门，这么做提高了效率，对外资肯定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我认为这项改革，是这次国务院批准设立自贸区的最大亮点。实际上，是经济上的行政审批制的改革。比如规模稍大的项目，不仅要经商务部审批，还要经过发改委审批，地方上也是复制此种模式，许多地方宣传的“一站式”审批都是自欺欺人。长期以来，产业项目的审批权的高度集中助长了权利寻租和垄断现象，制约了市场经济的深化。我建议，如果这项实验成功，完全可以复制到国内经济上，意义是全方位的。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就是：要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

　　《中国企业报》：上海自贸区的发展必须依赖高度法治的环境，您觉得可以从哪几个点入手？葛兰素史克等大型外资药企陷入“行贿门”被工商部门调查，将对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信心造成哪些影响？

　　张明杰：高度的法制水平至少包含三个重要方面——高效率和高水平的立法权、高效率和高水平的争议解决机制、不可或缺的高水平律师队伍。在立法权方面，上海自贸区到底有多大的立法权尚不得而知。至于争议解决机制，上海的法院和国内、国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快速反应，例如，在区内设立派出机构，如专门的金融法庭、仲裁机构等。争议解决机构应能够更迅捷地介入经济纠纷，例如简便的诉讼保全、禁止令的许可和执行，同时应当赋予律师更大的取证权。

　　我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原则”，任何不合理地限制外资和歧视外资的行为都是短视行为。因此，在查处企业违法上面，内资和外资应一视同仁。在执法时不应因所有制形式而区别对待。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没有大量的外资涌入，就难以有经济的高水平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