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利区某处充满泥泞的角落里，一名索马里老者在得知我是中国人后，马上就殷切地问：“那么说，你是来给我们抽水的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鄂瓦克、瓦吉尔和那辆花了32个小时，才把我们从内罗毕送到东北边境的旧客车途经的东北省各地。人们纷纷打探中国工程师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来帮他们修那传说中会修起来的路 ——这些地方到现在为止，都还是没有路的。

       在曼德拉，联合国难民署办公室的安保负责人和镇警察局反恐支队都不相信一个像我这样充满善意、不说索马里语或斯瓦西里语的“从中国来的白人”会跳上那班客车，和三十多个索马里人一道风餐露宿地赶到那里，还要花40多个小时，坐一班要经十四五个岗哨严查的更破旧的客车回到内罗毕。

       在审讯室里，六名反恐支队的警官围坐着，询问了我三个多小时，并试图建立任何一条可能与“敌对势力”相关的线索。其中一位警官在翻看我那本被盖得满满的公务护照（在北京奥运火炬境外传递活动中，我有幸随着圣火团队，在33天内拜访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时候，质疑我以另一个身份，用私人护照入境肯尼亚多次，可能“从事了其它活动”。

       这些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在此之前，反恐支队的队长问：“你说你是个记者，来找故事的。那么，这稿子你会怎么写？”我答复道：“这样吧，我来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会怎么写。”

       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我从头到尾地把计划写的每段话都一股脑地倒了个干净。我说，他们和当地居民一样，都是那些从来也不去实地采访的各国媒体的一连串“想当然”报道的受害者。我说，这些报道巩固并加深了索马里社区的内部矛盾及其负面形象。我说，我们的目标是展示一幅更加完整的、平衡的画面。

       我一边说，几名警官一边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我说完后，屋子里安静了一段时间。过了三十分钟，我就被释放了。天已经全黑了；宵禁即将开始。在警局外，几位索马里裔的朋友欢欣雀跃地跑来迎接我。他们就在那里站着等了三个多小时。

       我知道我必须要多走那一步，自己踏上那班车，到东利区去，到曼德拉去（包括迟些时候，到蒙巴萨去做另一个采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取人们的信任—— 信任是个棘手的玩意。人们总会倾向于以十分简单的诸如“我们/他们”这样的二元法来看待与其不同的群体。但我相信，只要主动表现诚意，事情就能改变。

        对一个突然来到你家门口，坐下喝杯茶聊聊天，过了个把小时就离开的不速之客，谁都很容易撒谎或拒绝采访。建立信任和联系需要更大的耐心，因为只有在相对长的时间里患难与共的陌生人，才会向彼此袒露心迹。

       说到底，这种方法的要义是人们应该放下所有成见，试图尊重并融入到群众中去。这可能意味着要和当地百姓嚼同样的叶子，喝同样的茶，搭同样的车，睡同样的（甚至是同一张）床。如果几百万人都在这么做着，我们怎么就不能呢？久而久之，恐惧和怀疑就会，也一定能，烟消云散的。

    “到群众中去”在本质上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的问题。如果真想到群众中去，办法永远都是有的。

       当然，中国人“跟谁都不结仇”的原因还有很多。但华人独特的哲学体系是关键之所在。像李小龙说过的那样：“持空灵之心，无形，无法——就像水一样。水倒入杯中，就成了杯子的形状；倒入瓶中，就成了瓶子的形状；倒入茶壶中，就成了茶壶的形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像水一样吧，我的朋友。” （中国日报记者 胡亦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