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国木材的紧张，显而易见的结果便是，使得大型帆船制造业外迁，但另一方面，受到成本制约的国内民间造船业，却也因势而变，将发展的轨迹转向了小型化及快速、便捷、精细的方向上。

    嘉道年间，由于海关*、关税太重而导致走私贸易盛行。走私活动中为躲避官船的追查，一些行驶轻快、性能优越的船型也在贸易活动中受到重视。比如乾隆时期，福建造出了一种叫“ 仔头”的船，“桅高蓬大，利于走风”，后来竟因不便兵船追捕查验，危及海防而被强令禁止制造。

    清中期，水师战舰再更新改造，常以商船为范式，也从侧面说明了民间所造船只在性能上的精良。乾隆六十年，就曾因清水师主要战舰之一的大赶缯船过于笨重，驾驶不便，特命“仿照同安梭式商船式，分别大小一二三等号”，重新改造这种战船。而嘉庆五年，在添造战船时，广东一种米艇式船也被军方采用。甚至，福建水师在巡哨时经常要雇用商船，或直接使用商船追捕洋盗。

    在更晚的走私鸦片贸易中，中国商船的快速特点起到了很大作用。鸦片走私的年代，英国人将一种“趸船”常年地停泊在伶仃洋的海面上，“这种船的船身高得出奇，它不是为了航海，而是为了代替仓库”（陈舜臣《鸦片战争实录》）。鸦片存在海上，若想跟英国人交易，则只需从十三行拿到领货单，然后自己备船来到伶仃洋上的趸船上，用货单换取鸦片，再装船返回。

    这种贸易的模式，对中国的商人出奇的有利。他们不再需要冒险去做远洋的贸易，因为此时，一些由飞剪船、双桅帆船和纵帆船等组成的英国船队，已将鸦片源源不断地从印度的加尔各答运到伶仃洋，有的船队还沿着海岸继续北上，唯恐与中国的贸易商离得太远。那些被他们称为“最美丽最快速”的飞剪船，可以逆着季风航行，在一个季度里能将三批鸦片从印度运到中国。况且走私鸦片比出海贸易，显然更有利可图。中国商人所要做的，只需找一种快船，不至于被巡逻的兵船抓住即可。

    那时中国的商人选择的是一种“快鞋船”，它挂着三张帆，左右有五十支浆，船员一百人，可载重数百石，船侧张着铁丝网，以防止炮火。这种船据说“来往如飞”，清军水师的兵船根本追不上它。并且船主们往往各关卡都行了贿，中国的商人便可乘着这种快船，将英国人的鸦片畅通无阻地运到沿岸或是自远处驶来的帆船上交货。

    据说，当时这种快船有两百只，正是它们在海上的穿行无阻，使得鸦片贸易常年进行，并没有如帆船贸易一样受时间限制，而英国人的大船不必到岸便已赚足了中国的白银。不仅是英国人，中国的商人、官员、洋行也都从这种贸易中获得价值不菲的好处。如果说以前中国船商不惜千金私造大船出海，是为了追逐十倍之利的话，那么此时，一艘快点的小船即可实现同样的商业效果了，或许还要更容易些。因而，很长时间内，鸦片走私都是最火的贸易。

    南洋的中国船

    而中国的海外造船活动也一直没有停止。直到19世纪30年代，一名叫谷慈拉夫的外国人，在中国海岸航行的时候，沿途还会遇到这样的景象：一些中国的船只，从广东、福建的各个地方出发，船上载着各类工匠等技术人员，往暹罗的方向驶去。清代的出海船只一般都配有舵工、押工等对造船比较熟悉的船匠，押工本身的职责就是维修船舶。一旦商船失事，船上人员自己便可维修，或随即备料造船。

    谷慈拉夫在《中国海岸航行记》一书中，为我们再现了当时造船的情景。他说：“在赴暹罗途中，他们沿越南海岸一带砍伐木材，再在抵达曼谷时另外添购一些，然后用这些木料制造帆船，两个月内便完成一只--所有的蓬帆、绳索、铁锚和其他工作均一一亲手制成。”

    那时，造船中需要的油、麻、蛎灰及钉铁等物料，一般从国内运出。即便后来清廷禁止出口铁器后，大量的铁器依然可以通过走私途径流入海外。走私之外，仍有合法的途径获得造船物料。自雍正三年开始，政府允许出洋船只携带一定量的铁钉、油灰、烟丝、黄麻等材料，作为修补船只之用。这应是海外取得船料的一个良机。陈希育在《十八世纪中国人在东南亚的造船活动》一文中提到，就地取材也是获取船料的一种途径，“造船用的蛎灰，因为东南亚濒海，应该是不难解决的。至于铁钉，也可以在东南亚制造。……居住在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等地的中国工匠也制造大量的五金产品，如锄头、铁钉、小斧、铁链等”。

    在东南亚，造船的限制宽松太多，所造船舶也多为大船，载重量在七千到一万石之间，而且造船费用只有国内的一半。中国船匠的才华在海外得到了尽情的展示。他们将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已延续了太多年代的造船技术，比如，水密舱、平衡舵、减遥龙骨和车轮舟，比如，铁钉和铁锔连接技术，比如，料密封和维修技术，又比如，桐油及油漆封护技术等等，应用到造船中来。这些集中代表着中国帆船制造工艺的精华，这些也曾经在世界上领先几个世纪的技术，虽然已有些保守，但依然在木制帆船的制造上臻于极致。

    19世纪20年代，中国帆船在东南亚仍然广受欢迎。1819年，新加坡开埠。为建成一个自由贸易港，吸引各国商船，英国的行政长官莱佛士，把招徕中国商船作为新加坡发展计划的重要部分。每年，中国商船的到来，是当时新加坡的一件大事。英国人厄尔曾写道：“第一艘帆船的来临，通常在圣诞节稍前一点的时候，此时人们在焦急地期待着，马来舟子朝东方等待它的出现，华族社区里弥漫着一片喧嚣杂沓的气氛……”

    木船时代的最后化石

    20世纪40年代，一位外国工程师兼画家斯多克罗夫，在中国的沿海考察时，发现了一些“花屁股”型三桅帆式福船。最长者可达60米左右。画家真实描绘了其中的一艘，那艘船长有米，宽10米。全船约有15道水密隔壁及27道肋骨。前桅高达31米，直径粗达1米，是采用若干段硬木以铁箍叠集而成。当时这种帆船还在航运仍有10艘。

    对于已经普遍进入到机器动力，钢制轮船的西方航海者来说，这些帆船犹如出土的化石一般，忠实的保留着中国帆船最后的辉煌写照。据称，其中有一艘已经在风浪中磨砺了150年，却依然还能出海航运，其经久耐用的优势，可见一斑。